錢穆先生對中國學術思想的論述，是其畢生學問的基石與精華。他並非以西方哲學框架來切割中國思想，而是致力於從中國文化自身的內在脈絡中，提煉其獨特的精神與價值。
以下為您系統性介紹錢穆論中國學術思想的核心觀點、歷史脈絡與其獨特貢獻。
一、 核心定位：在時代激流中守護文化精神
錢穆身處二十世紀中國全盤西化與反傳統思潮的洪流中，其學術研究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闡明中國文化自身的獨特價值與生命力，以對抗當時盛行的 「文化虛無主義」 。他主張對本國歷史文化抱持一種 「溫情與敬意」 ，並從中尋找現代化的內在根基。
二、 核心論述：中國學術思想的特質
錢穆認為，中國學術思想有其迥異於西方的根本特質，這些特質決定了中國文化的走向。
1. 「天人合一」—— 宇宙觀與人生觀的統一
這是中國思想最核心、最崇高的理想。
內涵：認為宇宙（天）與人生（人）不是對立、隔絕的，而是和諧、互滲的統一體。宇宙的真理（天道）就內在於人的生命與人倫日常（人道）之中。
影響：這使得中國學問不追求一個外在的、超越的上帝，而是歸向內在的、現世的人生。學問的目的在於 「究天人之際」 ，實現個體生命與宇宙生命的契合。
2. 「心性之學」—— 學問的內向歸宿
中國學術，特別是儒家思想，其核心是 「做人」 的學問。
焦點：學問的焦點從外在的自然世界，轉向對 「人自身」 的探索，即對人心、人性的探究與修養。
目標：成就一個內在圓滿的 「道德自我」或 「精神自我」。錢穆認為，宋明理學將這種心性之學發展到了極致。
3. 「重和合」、「一整體」的思維方式
有別於西方側重分析與對立，中國思想更注重綜合與統一。
「和合性」：強調調和、融合、共存。視宇宙萬物為一個相互聯繫、相互感通的有機整體（機體主義）。
表現：在思想上表現為「儒釋道」三教合流；在政治上追求「大一統」；在人倫上講求「家和萬事興」。
4. 「通人」優先於「專家」
中國傳統推崇的是 「通儒」 ，而非某一領域的專家。
理想：學問的最高境界是 「通」 ，即打通各個領域的知識，融會貫通，最終成就一個完整的人格。
「士」的精神：知識分子（士）應以天下為己任，其學問是為了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本身就要求一種全面的、通達的視野。
三、 中國學術思想的歷史脈絡
錢穆對中國學術史的演變有宏觀而清晰的梳理，其名著《國史大綱》與《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皆貫穿此一脈絡。
1. 先秦時期：思想的百花齊放與基調奠定
儒家：孔子、孟子奠定了以「仁」為核心的心性論與倫理觀，是中國思想的正統與主流。
道家：老子、莊子開創了超越物役、追求精神自由的境界，是中國藝術精神的源泉。
其他各家：墨家、名家、法家等雖後來式微，但其思想元素已被儒家吸收融合。
2. 兩漢時期：思想的經學化與僵化
錢穆對漢代學術評價不高，認為是思想的 「衰敗期」。
董仲舒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使儒學與政治權力結合，淪為 「官學」 ，失去了先秦儒家的批判精神與活力。儒學與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等粗糙的宇宙論相結合，變得僵化。
3.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佛學的挑戰與刺激
佛教的傳入，以其精深的形上學體系對儒學構成巨大挑戰。
但中國思想展現了強大的 「消化力」 ，最終將佛教吸收、轉化為中國化的禪宗與華嚴宗。
4. 宋明時期：理學的興起與儒學的復興
這是中國學術的 「再生時期」。
理學（新儒學）的目標，是擺脫漢唐經學與佛教的影響，回歸先秦儒家的心性論。
錢穆對宋明理學內部有細緻的判別，他更欣賞朱熹的博大與精密，認為其 「格物窮理」 的路徑雖似迂緩，卻是下學而上達的堅實道路。
5. 清代至今：考據學的興起與近代的困境
他認為清代考據學雖有實證精神，但缺乏思想創造力，是 「有學術而無思想」。
對於近代，他批判 「全盤西化」 的激進主張，認為這導致了民族文化自信的喪失與精神的迷失。他主張應 「吸收西方文化之長，以補自身之短，同時發揚自身文化之長，以貢獻於世界」。
四、 總結與影響
錢穆論中國學術思想，其核心精神在於 「文化生命史觀」 。他將中國學術思想視為一個綿延數千年、一脈相承的 「生命整體」 。這個生命有其少年（先秦）、壯年（宋明）與病痛（近代），但始終保持著內在的活力與獨特的氣質。
他的論述，是對五四以來激進反傳統思潮最有力、最系統的回應。他告訴世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不應建立在自我否定的基礎上，而應建立在對自身傳統的 「同情之了解」 與 「創造性轉化」 之上。他的思想，至今仍是重構民族文化認同的寶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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