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極其精彩的問題,也是學術界和教會內爭論的核心。要回答「N.T. Wright 在神學上是不是一場典範革命」,我們需要借用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典範轉移」理論。
根據庫恩的理論,一個領域的「典範」是其公認的理論、方法和標準的集合。當異常現象累積到舊典範無法解釋時,就會出現危機,最終導致一場「典範轉移」——整個學科的基本假設、核心問題和解決方法被徹底重塑。
用這個框架來看,N.T. Wright 的工作確實具備了引發「典範轉移」的許多特徵,但這是一場「進行中的革命」,而非已經完成的共識。
以下是支持「革命論」的論點,以及反對或保留的意見。
支持論點:為什麼這是一場典範革命?
Wright 從根本上挑戰並重塑了至少三個領域的傳統敘事:
1. 對「保羅新觀」的推動與深化——保羅神學的典範轉移
這是 Wright 最具革命性的領域。他挑戰了源自宗教改革、並在福音派中被視為正統的「因信稱義」理解。
舊典範:保羅的核心教義是「個人如何得救?」。稱義是關於個人罪人如何在神面前被算為義人。律法與福音是對立的。猶太教被描繪為一種以行為稱義的律法主義宗教。
Wright 的新典範:保羅的核心關切是「在彌賽亞耶穌裡,神的應許如何成就?」 稱義首先是盟約的法庭用語,是關於「誰是神的真子民?」的界定。它宣告「相信耶穌的猶太人和外邦人,同屬亞伯拉罕的單一家族」,而非僅僅是個人地位的轉變。律法是神給以色列的美好盟約指引,但其目的不是為了讓人靠行為稱義,而是指向基督。
革命性影響:這將稱義從個人救贖論的中心,重新定位為教會論和盟約論的核心。它徹底改變了我們閱讀保羅書信(特別是羅馬書和加拉太書)的視角。
2. 對「終末論」的重塑——從「上天堂」到「新創造」
舊典範:基督教的最終盼望是「死後上天堂」,靈魂離開這個邪惡的物質世界。
Wright 的新典範:聖經的終末盼望是「身體的復活」和「新天新地」。神的計畫不是放棄這個世界,而是更新、再造它。天堂是神暫時的居所,最終會與更新後的地球合一(啟示錄 21)。因此,基督徒的使命不是逃離世界,而是為這個世界的未來更新而工作。
革命性影響:這恢復了創造論的價值,賦予了物質世界、社會公義和文化參與深刻的神學意義。
3. 對「歷史耶穌」研究方法的革新
舊典範:歷史批判學常將耶穌與早期教會的信仰對立起來,認為福音書的記載充滿了後來教會的「神學投射」。
Wright 的新典範:他提出一種「批判的實在論」方法,認為第一世紀猶太人的世界觀(盟約、終末論、彌賽亞觀)為理解耶穌的生平與自稱提供了堅實的歷史框架。他論證,歷史上耶穌的言行本身就具有深刻的神學意涵,祂最自然地將自己理解為實現以色列命運的那位關鍵人物。祂的復活是一個解釋性類別,是理解歷史的最佳假設。
革命性影響:他打破了「歷史的耶穌」與「信仰的基督」之間的尖銳對立,為在歷史研究中認真對待福音書的神學宣稱開闢了道路。
反對/保留論點:為什麼這不完全是或還不是一場革命?
1. 他自視為「正統的修正者」,而非「顛覆者」
Wright 一再強調,他的目標是恢復第一世紀的保羅和耶�,清除後來(尤其是宗教改革時期因應當時爭論而產生的)的誤讀。他認為自己是在淨化並深化傳統,而非推翻它。他堅稱自己保留了「因信稱義」和「替代性贖罪」的核心真理,只是將它們置於更宏大、更符合聖經的敘事框架中。
2. 來自傳統福音派和改革宗的強烈抵制
對於許多持守傳統改革宗神學的人來說,Wright 的觀點不是革命,而是異端或危險的偏離。他們認為他削弱了稱義的教義核心地位,模糊了律法與福音的區分,從而危及「唯獨恩典」的根基。這種強烈的反對表明,舊典範依然強大且充滿活力。
3. 他大量使用和整合舊典範的元素
Wright 並非在真空中工作。他大量借鑑了二十世紀的聖經神學運動、盟約神學,以及猶太研究對第二聖殿時期文獻的發現。他的「革命」更像是對這些不同線索的一次宏大綜合與重述,而非完全的從零開始創造。
結論:一場「敘事性的典範轉移」
與其說 Wright 發動了一場乾淨俐落的「典範革命」,不如說他正在引領一場 「敘事性的典範轉移」。
他改變了我們講述「基督教故事」的方式。 他提供了一個更宏大、更連貫、更具歷史根基的敘事,來取代他認為已經支離破碎或失焦的傳統敘事。
他改變了我們提出「神學問題」的方式。 他不再從「我如何得救?」開始,而是從「神的救贖計畫在歷史中如何展開?」開始。
他為一個後現代的世界提供了一個「元敘事」,但這個元敘事是建立在歷史和文本的嚴謹研究之上,而非純粹的哲學思辨。
因此,最準確的評價可能是:
N.T. Wright 確實發動了一場神學上的典範革命,特別是在保羅研究和終末論領域。然而,這場革命的本質是「恢復性」和「敘事性」的,其目標是回歸一個更古老的典範——第一世紀的基督教世界觀。這場革命尚未結束,它正在深刻地塑造當代聖經學術和教會實踐,同時也面臨著來自舊典範守護者的強烈挑戰。無論最終是否被完全接納,他的工作已經不可逆轉地改變了現代神學的討論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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