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純學術角度探討「蔣介石論科學的學庸」，核心在於分析他如何將《大學》與《中庸》的義理，與其所信奉的王陽明心學、孫中山「知難行易」說以及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相結合，建構出一套服務於政治目標與民族精神建設的哲學論述。
以下為您進行純學術的梳理與分析。
一、 核心定位：心學化的「學庸」與「革命哲學」的結合
蔣介石對《大學》《中庸》的詮釋，並非純粹的經學研究，而是一種 「實踐的哲學」 或 「精神的動員」 。他試圖從中提煉出一套能夠振奮人心、指導行動、實現「復興民族」大業的哲學基礎。其學術根基主要源於：
王陽明心學：這是他詮釋「學庸」的根本視角。
孫中山「知難行易」說：他用此說來重新框架《大學》的「格物致知」。
民族主義與德國唯心主義的影響：強調精神力量、意志與領袖的重要性。
二、 蔣介石對《大學》的詮釋：「力行哲學」的藍圖
蔣氏對《大學》的解讀，完全跳出了朱熹與王陽明的傳統辯論，而是將其與孫中山思想強力結合。
1. 「格物致知」即「革命精神」的發動
核心論點：蔣介石將「格物致知」完全等同於孫中山的 「知難行易」 。
論證邏輯：
「格物」之「物」，不是外在的客觀事物，而是指 「革命的事業」、「人生的實踐」 。
「致知」之「知」，不是科學知識或天理，而是指 「革命的原動力」、「行仁的本能」 ，亦即孫中山所說的 「天生的智、良能的知」 。
因此，「格物致知」的真義是：在革命與人生的實踐中，去激發、恢復我們內心固有的、天生的革命良知與動力。他認為這才是《大學》古本的真義，而朱熹的補傳是畫蛇添足。
2. 「八條目」是「行仁」的程序
他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視為一個連貫的 「行仁」 過程。
這個過程始於內在良知的發動（格致），經過意志的純化（誠正），最終完成於外在事業的建立（修齊治平）。
他特別強調 「誠意正心」 是樞紐，認為這是決定革命事業成敗的關鍵，即革命者的「心術」必須純正。
3. 《大學》是「內聖外王」的「基本哲學」
他總結道，《大學》之道，就是由「內心的建設」（內聖）到「社會的建設、國家的建設、民族的建設」（外王）的完整體系。這是他心目中「科學的」、系統化的建國藍圖。
三、 蔣介石對《中庸》的詮釋：「誠」的形上學與軍事化倫理
蔣氏對《中庸》的發揮，集中於 「誠」 這一概念，並將其提升到無以復加的高度。
1. 「誠」是宇宙與革命的原動力
他繼承並極端化了《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的觀點。
他認為 「誠」是生命的動力，是革命的原動力。一切事業、一切物質、一切勝利，都從一個「誠」字開始。沒有至誠，就沒有一切。
這帶有強烈的唯心論與意志論色彩，將人的精神意志視為創造和改變現實的決定性力量。
2. 「中庸」是「力行」的實踐準則
他反對將「中庸」理解為妥協與模稜兩可。
他認為「中庸」是 「無事不合理，無時不得中」 的 「力行」 狀態。它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平衡，是在實踐中隨時找到並堅持最正確的路線。
他將這種「時中」的觀念，應用於軍事與政治決策，要求部屬在複雜多變的情勢中把握「中道」。
3. 「天人合一」的軍事化解讀
他將《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與軍事勝利聯繫起來。
他認為，一個軍隊的統帥若能以自己的「至誠」達到「中和」的境界，就能感天動地，使「天時、地利、人和」都為我所用，從而奠定勝局。這幾乎將「誠」神化為一種超自然的力量。
四、 學術總結與評價
從純學術角度看，蔣介石的「科學的學庸」具有以下特點：
強烈的實用主義與工具化傾向：其詮釋完全服務於「復興民族」、「完成革命」的政治目的，《學》《庸》成為其「力行哲學」的註腳。
心學化的詮釋路徑：他繞過朱熹的理學體系，直承王陽明，將「學庸」的核心從「窮理」轉為「致良知」，從「知」轉為「行」。
哲學上的唯心論與意志論：極度誇大「心」、「誠」、「精神」的作用，具有鮮明的德國唯心主義與軍事領袖色彩。
對傳統注疏的顛覆：他完全否定了朱熹對「格物致知」的註解，並以其政治權威支持自己對《大學》古本的解讀，這在經學史上是一個獨特案例。
總而言之，蔣介石對「科學的學庸」的論述，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領袖，為了民族復興與精神動員的需要，對中國古典資源進行的一次高度目的論、心學化與軍事化的哲學重構。它是一套「行動者的哲學」，而非書齋中的學術。 要理解 twentieth-century 台灣的官方意識形態，此一論述是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環。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