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A Carson 有受到申命記派歷史的影響嗎?

這是一個非常精準且深刻的問題。D. A. 卡森作為當代頂尖的福音派新約學者，他的治學方法確實受到申命記派歷史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工具性」和「背景性」的，而非「支配性」或「系統性」的。

與其說卡森的神學體系由申命記派歷史主導，不如說他將申命記派歷史的研究成果視為一個有價值的學術工具，用來更精確地理解新約作者所處的猶太思想世界，從而進行更忠實的釋經。

以下詳細分析卡森與申命記派歷史的關係：

一、 肯定的影響：作為「釋經的背景框架」

卡森承認並運用申命記派歷史所提供的歷史-神學背景來闡釋新約。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對「救贖歷史」連續性的堅持
   卡森持守福音派的核心立場，即新約與舊約是連貫的救贖歷史。申命記派歷史是這段歷史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它記載了神如何透過盟約的祝福與咒詛來管教祂的子民以色列，為後來「神的子民」這個概念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在解釋新約中關於教會、審判、餘民等概念時，他自然會將申命記派歷史視為重要的背景。

2. 在具體經文註釋中的應用
   在他的註釋書和學術論文中，當處理相關經文時，他會嫻熟地運用申命記派歷史的視角。例如：

   • 哥林多前書10:1-13：在註釋這段經文時，卡森肯定會認同並闡明保羅正是在運用申命記派歷史的敘事（出埃及、曠野漂流）作為「鑑戒」，來警告新約時代的信徒。他會將這視為聖經本身內在的詮釋連貫性。

   • 希伯來書3-4章：在解釋「安息」的主題和曠野世代的悖逆時，他必然會追溯到申命記派歷史所提供的背景和詩篇95篇的迴響。

3. 對「盟約」概念的理解
   卡森對聖經中盟約神學有深入的認識。在闡述盟約中的「祝福與咒詛」條款時，申命記派歷史無疑是他論述舊約時期盟約如何實際運作的主要例證。這幫助他解釋為何新約作者會將基督的救贖視為「新約」的設立，來解決舊約無法解決的悖逆問題。

二、 關鍵的區別：批判性的使用與神學的制高點

卡森與N. T. 賴特等學者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不會讓申命記派歷史的框架凌駕或重新定義新約的核心教義。他的使用是批判性和有選擇性的。

1. 反對「單一鑰匙」的詮釋
   卡森會警惕任何試圖用單一理論（包括申命記派歷史）來「解開」所有新約神學的嘗試。他強調聖經正典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對他而言，申命記派歷史是眾多重要的舊約背景之一，但並非唯一的背景。

2. 神學的制高點是「聖經神學」而非「歷史批判」
   對卡森來說，最終的權威是整本正典所見證的神學真理。他使用申命記派歷史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於「聖經神學」的建構——即理解神在歷史中漸進的啟示。他關心的不是重建編纂者的意圖，而是聖靈在整本聖經中想要傳達的、關於基督的連貫信息。

3. 對N. T. 賴特觀點的批判性互動
   卡森與N. T. 賴特進行過大量公開對話。他欣賞賴特對第二聖殿猶太背景（包括申命記派歷史影響）的深入研究，但他強烈批評賴特將「申命記派歷史的流亡敘事」作為保羅因信稱義教義的主要框架。

   • 卡森認為，賴特過度強調了「誰是神的子民」這個社群性問題，而淡化了「罪人如何在聖潔的神面前被稱為義」 這個個人性、法理性的核心問題。

   • 對卡森而言，保羅的因信稱義固然有社群層面，但其根基是個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答案不能僅從申命記派歷史的敘事中導出，更根源於創世記亞當的墮落和詩篇中關於人在神面前稱義的盼望。

總結

D. A. 卡森無疑熟悉並運用申命記派歷史的研究成果，將其視為一個有價值的釋經工具和歷史背景。然而，他是一位「以神學為導向的釋經家」，而非「以歷史重建為導向的聖經學者」。

• 他接受申命記派歷史作為「描述性」的背景：幫助我們理解新約作者的思想世界。

• 他拒絕申命記派歷史作為「規範性」的框架：來重新定義或限制新約的核心教義（如因信稱義、贖罪論）。

因此，答案是：是的，他受到了影響，但這種影響是在他整體福音派-聖經神學釋經方法的嚴格規訓之下，被批判性地接受和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