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極具深度的問題，它將討論從第一世紀的新約作者延伸至現代的學術研究。現代新約神學家對「申命記派歷史」的接受，不再是無意識地繼承其世界觀，而是將其作為一個關鍵的詮釋工具和歷史背景，來解讀新約文本的深層結構。
以下介紹幾位深受申命記派歷史影響的現代新約神學家及其貢獻：
一、 開創性先驅：將DtrH確立為新約背景
1. 奧斯卡·庫爾曼（Oscar Cullmann）
核心貢獻：救贖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
與DtrH的關聯：庫爾曼強調聖經啟示是貫穿歷史的線性進程。他認為新約作者理解耶穌的救贖，是將其置於一個從舊約開始的、連續的救贖歷史中。DtrH正是這部「救贖歷史」中至關重要的一段，它記載了神在歷史中的審判與拯救，為理解「耶穌事件」是神在歷史中的巔峰行動提供了敘事框架。對他而言，DtrH不是孤立的，而是通往基督的準備。
2. 沃夫哈特·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
核心貢獻：強調歷史作為神啟示的場域。
與DtrH的關聯：潘能伯格認為，以色列的歷史神學（其中DtrH是核心典範）為在歷史事件中認識神提供了基礎。新約作者宣稱耶穌的復活是末世的歷史事件，這一宣稱的邏輯，預設了猶太思想中「神在歷史中行動」的觀念，而DtrH是這種觀念最系統化的表達。
二、 集大成與深化：將DtrH作為核心詮釋鍵
3. N. T. 賴特（N. T. Wright）
核心貢獻：他是當代將DtrH對新約影響論述得最全面、最系統的神學家。
與DtrH的關聯：賴特認為，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人（包括耶穌和保羅）活在一個 「流亡神學」 中。儘管他們已從巴比倫歸回，但真正的流亡——即因罪而導致的被擄狀態，在先知沉默、外族壓迫下並未結束。他們在等待DtrH敘事中預言的終極歸回/出埃及。
耶穌：賴特解讀耶穌的工作，是代表以色列完成DtrH的敘事。耶穌經歷了以色列的「出埃及」（試探）、「被擄」（十字架上的咒詛），並帶來了真正的歸回/復和（復活）。耶穌是忠信的真以色列，承擔了DtrH中以色列因悖逆而招致的審判，從而開啟了新約。
保羅：賴特用DtrH框架解讀保羅的因信稱義。這不僅是個人得救的教義，更是「誰是神的真子民？」 的標誌。在DtrH中，守約的子民被稱為義；對保羅而言，信靠彌賽亞耶穌，就是成為亞伯拉罕家族（真以色列）的記號，從而脫離DtrH所預言的審判，被神「稱義」。
4. 理查·博克漢（Richard B. Hays）
核心貢獻：跨文本閱讀與敘事想像。
與DtrH的關聯：博克漢雖以「保羅的讀經方法」聞名，但他深刻地指出，保羅的思維浸潤在以色列的敘事中。保羅並非隨機引用舊約，而是將DtrH的整個故事（特別是悖逆與餘民的主題）作為潛在的敘事背景。例如，他分析哥林多前書10:1-13時，展示了保羅如何將DtrH的曠野敘事作為一個預表，來警告當時的教會，這正是DtrH神學模式的直接應用。
三、 專題研究的代表
5. 大衛·鮑森（David L. Pao）
核心貢獻：其著作《使徒行傳與以賽亞書中的新出埃及》是專題研究的典範。
與DtrH的關聯：鮑森認為，路加在寫《使徒行傳》時，運用了DtrH的文學架構和神學主題，但將其「充實」以賽亞書（特別是第二以賽亞）的新出埃及盼望。路加將教會的使命描繪成一場新的「征服應許之地」，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地極的過程，就是實現DtrH中未能完成的「佔領全地」的異象。這顯示DtrH為路加提供了基本的歷史敘事模型。
6. 斯科特·哈恩（Scott Hahn）
核心貢獻：從盟約神學角度進行研究。
與DtrH的關聯：哈恩（及其他盟約神學家）強烈依賴DtrH所闡釋的「盟約咒詛與祝福」結構。他們認為，耶穌在最後的晚餐中設立「新約」，是直接對應耶利米書31章（該書本身深受DtrH影響），旨在解決DtrH所揭示的「人心無法持守盟約」的根本問題。耶穌作為新約的中保，親自承擔了盟約的咒詛（十字架），從而帶來了新約的祝福。
總結
對這些現代新約神學家而言，申命記派歷史的影響體現在：
提供敘事結構：DtrH 為理解耶穌和教會的使命提供了「問題與解決方案」的宏觀劇本。
定義核心問題：DtrH 清晰地定義了罪、悖逆、審判與餘民等核心神學問題，新約的答案正是針對這些問題給出的。
成為詮釋橋樑：它是連接舊約歷史與新約福音、理解第二聖殿時期猶太人盼望的關鍵詮釋橋樑。
透過他們的工作，我們看到申命記派歷史不再是塵封的古卷，而是解開新約神學豐富內涵的一把金鑰匙。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