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啟蒙思想家 盧梭 的不朽名著 《社會契約論》 。這本書被譽為 「法國大革命的聖經」 ，對現代政治哲學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民約論」是該書書名的另一種譯法，意指「人民之間的契約」。
下圖清晰地勾勒了《社會契約論》中從自然狀態到社會狀態的轉變，以及「公共意志」的核心地位：
flowchart TD A[“自然狀態<br>（人人自由平等）”] --> B{面臨生存障礙}; B --> C[“社會契約的訂立<br>每個成員將自身及權利<br>全部轉讓給整個共同體”]; C --> D[“社會狀態的誕生”]; D --> E[“主權者：<br>由全體公民構成<br>依據公共意志行動”]; D --> F[“國家/政體：<br>主權者的執行官<br>負責落實法律”]; E --> G[“公共意志<br>永遠以公共利益為依歸<br>不可分割、不能轉讓”]; G --> H[“法律：<br>公共意志的正式表達”]; H --> I[“目標：實現<br>新的自由與道德自由”];
一、核心問題與起點
盧梭開篇就提出了一個震撼性的問題：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他認為，現存的社會秩序（特別是當時的法國封建專制）是建立在強力與不平等之上的，是不正當的。那麼，如何找到一種結合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保衛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
《社會契約論》就是為了回答這個終極問題。
二、社會契約：解決方案
盧梭的解決方案是締結一個前所未有的 「社會契約」 。這個契約的核心條款是：
「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意的最髙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個契約的實質是：
徹底的權利讓渡：每個訂約者都不是將權利讓渡給某個人（如君主）或某個集團，而是將自己及其一切權利全部轉讓給整個共同體。
條件的普遍性：這個條款對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所以沒有人會希望它成為別人的負擔。
結果的平等：既然權利是毫無保留地轉讓，聯合體也就會盡可能地完美，每個成員也就成了全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通過這個契約，一個道德的與集體的 「共同體」 就誕生了。這個共同體在過去被稱為 「城邦」，現在則稱為 「共和國」或「政治體」。當它被動時，它的成員稱它為 「國家」；當它主動時，就稱它為 「主權者」。
三、核心概念：主權者與公共意志
這是盧梭理論中最核心、也最複雜的概念。
主權者：就是由全體公民組成的共同體。主權屬於人民，而且永遠屬於人民。主權是不可轉讓、不可分割的。
公共意志：
它是整個政治體的生命原則與正當性的來源。
它與「眾意」有根本區別：「眾意只是個別意志的總和，著眼於私人的利益；而公意則只著眼於公共的利益。」
公共意志永遠是正確的，永遠以公共 utility 為依歸，但它並不意味著人民永遠不會犯錯——人民可能被誤導，看不清真正的公共利益何在。
法律，就是公共意志的正式表達。 因此，在法律之下，人民服從的其實是自己內心的公共意志，從而實現了「服從自己本人」的自由。
四、「被迫自由」與立法者
這是盧梭思想中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觀點。
「被迫自由」：盧梭認為，任何人拒不服從公共意志，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這恰恰是「迫使他自由」。因為只有服從我們為自己制定的法律（即公共意志的表達），我們才獲得了真正的道德自由，而非停留在原始慾望的奴役之中。
立法者：盧梭認為，公共意志雖然正確，但普通民眾往往看不清長遠的公共利益。因此，需要一個近乎神明的、非凡的 「立法者」 （如萊喀古士、梭倫），來為一個民族創制立憲，將人民引向正確的方向。立法者本身沒有統治權，他的工作是塑造國家的基本法。
五、政府與政體
政府：在盧梭的體系中，政府（或稱行政官）不是主權者，而只是 「主權者的執行人」 。它的職責是執行法律、維持社會和政治自由。
政體分類：他根據行政官的人數劃分政體：
民主制：由全體或絕大部分人民執政。（他認為這最適合小國，且難以實現）
貴族制：由少數人執政。（可分為自然的、選舉的與世襲的）
君主制：由一個人執政。（他對此批評最為嚴厲，認為最容易走向專制）
混合政府：最為常見和實際。
六、影響、爭議與遺產
積極影響：
為 「人民主權」 提供了最激進、最徹底的理論基礎。
直接啟蒙了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人權宣言》中處處可見其影子。
成為後世共和主義、民主理論和民族自決原則的思想源泉。
爭議與批評：
「多數暴政」的危險：過度強調「公共意志」和「共同體」，可能壓制少數和個人的權利。
極權主義的源頭：一些思想家（如以賽亞·伯林）認為，盧梭的「被迫自由」觀念，為後來的極權主義開闢了道路，因為統治者可以「以自由之名」來強迫人民。
現實的烏托邦：其理論過於理想化，在複雜的大型現代國家中難以完全實現。
總結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完成了一場政治哲學的革命：將政治權威的基礎從君主、上帝或傳統，徹底地轉移到了「人民」自身之上。 他告訴我們，一個正當的政治秩序，必須建立在自由個體的普遍同意之上，並且以實現公共的幸福與自由為唯一目的。
儘管其理論存在內在的緊張與爭議，但它對於現代民主政治的塑造，無疑具有奠基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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