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A Carson 對 N T Wright 的批判

 D. A. 卡森對 N. T. 賴特的批判是福音派新約學術界一場非常重要且深入的對話。卡森作為一位備受尊敬的福音派聖經學者，他的批判不像約翰·派博那樣集中在系統神學的影響上，而是更側重於釋經方法、歷史研究的嚴謹性以及神學結論的準確性。

卡森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的著作《Justification: What's at Stake in the Current Debates》中他親自撰寫的章節，以及其他一系列講座和文章中。他的態度是學術性且尊重的，但立場非常清晰和堅定。

下圖梳理了卡森對賴特批判的三個核心維度及其主要論點：

flowchart TD
    A[“卡森對賴特的批判”] --> B{三大核心維度};

    B --> C[“釋經方法<br>與一致性”];
    B --> D[“歷史背景<br>的選擇性”];
    B --> E[“神學框架<br>的周全性”];

    C --> C1[“將“神的義”<br>過度狹隘地定義<br>為“盟約的信實””];
    C --> C2[“為服務宏大敘事<br>而偏離經文原意”];

    D --> D1[“將“因行為稱義”<br>簡化為族群身分議題”];
    D --> D2[“忽略第二聖殿時期<br>猶太教對恩典的認知”];

    E --> E1[“模糊個人得救<br>與最後審判的基礎”];
    E --> E2[“其稱義教義<br>無法提供確據”];

    C1 & C2 & D1 & D2 & E1 & E2 --> F[“核心指控<br>賴特的體系未能<br>涵蓋全部保羅證據”];

以下是對上圖中各個批判維度的詳細闡述：

1. 釋經方法與一致性

卡森認為，賴特的釋經有時為了符合其宏大的敘事框架而偏離了經文的自然讀法。

• 對「神的義」的狹隘定義：這是卡森批判的核心。他承認「神的義」包含神「信守盟約」的行動，但他堅決反對賴特將其幾乎完全等同於此。卡森認為，保羅在使用dikaiosynē theou（神的義）時，其含義遠比賴特的定義更豐富、更具彈性，它同時也包含了神所賜下的、使人在祂面前被稱為義的「地位」。他指控賴特將一個豐富的概念「壓平」成單一維度。

• 選擇性閱讀經文：卡森認為，賴特在處理關鍵經文時，其解釋為了服務於其「盟約」和「子民界定」的理論，而顯得牽強。例如，在解釋《羅馬書》第2章關於審判的經文時，卡森認為賴特的解讀（將其視為對「假想猶太聽眾」的修辭策略）並不符合經文最自然的流向。

2. 對歷史背景的處理

卡森質疑賴特對第二聖殿時期猶太教的描述是否過於整齊劃一和功能化。

• 對「因行為稱義」的簡化：賴特認為，保羅所反對的「靠行為稱義」，主要是指猶太人依靠律法的記號（割禮等）來界定神的子民，從而排斥外邦人。卡森則認為，這是一種過度簡化。他認為第二聖殿猶太教的文獻顯示，當時確實存在一種道德和律法上的自義傾向，即相信遵守律法能在神面前積攢功德。保羅反對的不僅僅是族群性的排外主義，也是這種道德上的自恃。

• 忽略猶太教中的恩典：卡森指出，賴特筆下的猶太教聽起來像是一個完全靠「行為」來維持身分的宗教。但卡森認為，許多第二聖殿文獻同樣強調神的恩典、揀選和赦免。賴特的描述未能全面反映當時猶太教信仰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3. 神學框架的周全性

卡森從系統神學和牧養實踐的角度，對賴特的神學結論表示深切擔憂。

• 模糊了最後審判的基礎：與派博一樣，卡森對賴特關於「最後審判基於整體生命」的觀點深感不安。他認為，儘管賴特強調這些行為是聖靈所結的果子，是信心的證據，但這種說法不可避免地會動搖信徒的確據，因為他們的目光會被引向自己不完全的生命，而不是完全投向基督那客觀、一次永遠完成的義。

• 個人得救的模糊化：卡森認為，賴特將「稱義」的重心從「罪人如何與神和好」轉移到「誰是神的子民」，導致了個人救恩論的模糊化。在卡森看來，保羅書信中強烈的個人性（「我」、「基督為我死」）在賴特的體系中被其群體性敘事所稀釋。

總結：卡森的核心指控

總的來說，D. A. 卡森對N. T. 賴特的根本指控是：賴特那看似優美且連貫的宏大敘事，實際上無法涵蓋保羅書信中所有複雜和多樣的證據。為了維持敘事的連貫性，賴特不得不對某些經文進行「強解」或「簡化」，並忽略其他同樣重要的神學主題。

卡森認為，賴特的貢獻在於強烈地提醒了我們保羅的猶太背景和救贖歷史的敘事連貫性，這是福音派需要聆聽的。然而，賴特在糾正舊有偏差的同時，自己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為了解決一個問題（保羅的猶太性）而創造了新的、可能更嚴重的問題（模糊了福音的核心）。

這場辯論代表了歷史批判學與福音派神學、敘事連貫性與釋經細節、群體身分與個人救贖之間的深刻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