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培育博士的獨特機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兼論為什麼要精讀原典

這是博士級的博雅教育。
林毓生：一個培育博士的獨特機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兼論為什麼要精讀原典

五〇年代我在台灣大學讀書的時候，文學院剛剛開始辦碩士班研究所，那時沈剛伯院長認為文學院的師資與圖書都不夠辦博士班的資格，主張這方面的發展要慢慢來，剛伯師這種對學術負責，有所不為的態度，令人欽敬。后來，別的幾個學校漸漸先有了博士班﹔情勢所趨（或者說情勢所逼），台大文學院與法學院也就辦起博士班來了。但除了挂起博士班的招牌，招考了一些學生以外，一般的印象是，國內的博士班在形式上大致是採用美國流行的制度，但在實質方面，研究所究竟應該如何辦理，卻很少看到詳切的討論。

　　 

　　 美國一般大學文法學科的博士班是不注重經典著作的研讀的，影響所及，國內文法科的博士班也不注重經典的研讀（中文系對於原典的研讀似乎仍多不出訓詁與學術史的范圍）﹔然而，對於經典的思想意義的研讀與探討實是一個訓練思想的有效途徑。如果我們認為具有博士學位的學者應該是有思想的學者，那麼博士班就應該注重思想的訓練。

　　 

　　 以儒家思想為主流創中國傳統文化一向是注重經典的研讀的，也一向注重思想的。即使像戴東原那樣的人，他雖是考據大師，卻仍認為“義理”是本而“考証”為 末，所謂泱泱大國之文化，此其一端。當然，過去以科舉取士，使得俗儒把四書五經當作進身之階，對於這些人而言，經典之內涵因形式化而斷喪殆盡﹔這自然無助於思想的培育。不過，歷代總有一些思想的領袖起來打破這些功利的局限．但白五四以來，學術界許多人士雖口口聲聲高喊“思想革命”，卻因深受激烈的反傳統運動的影響，他們先對中國傳統典籍喪失信心，甚至加以藐視，繼而以為隻要是新的就是好的，所以對西洋典籍也無興趣，再加上胡適等人引進“科學主義” (scientism)，把他們所謂的科學當作崇拜的對象胡纏胡攪了幾十年，竟把“考據”當作“科學”，使得許多學術界人士，舍本逐末而自以為是，以致產生了在口號層次上仍強調思想重要性的教育界，卻在實質層次上不注重思想培育的怪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有志青年即使希望在思想上深下工夫，事實上卻得不到適當的指導與培育。

　　 

　　 筆者以為我國文法學院碩士班與博士班的教育，當務之急是要注重思想的培育，所以，鼓勵與指導學生就古今中外的經典詳加研讀是不可或缺的。十幾年來筆者不時興起向國內有心人士介紹一下與美國一般研究院教育極不相同、以研讀經典為培育思想之方式的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作為國內辦理研究院教育的參考。但撰寫這篇文章，就不能避免談到自己，心中總覺有些禁忌，再加上這些年來我的工作甚為忙碌，這個念頭，有時隻是想想也就算了。兩個星期前，學校放春假，心情比較輕鬆，假期的第一無，隨便翻閱國內寄來的《中國時報》，在《人間副刊》上看到吳魯芹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社會思想委員會”，我受那篇文章的刺激，便信手拿起紙筆寫成了本文的第一段，后面的段落寫得並不如此輕鬆，但如無吳文的刺激，拙文恐將不能寫成，這倒是要向吳先生致謝的。

　　 

　　 今天（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四日）看到二月二十七日與二十八日在《人間副刊》刊出的吳魯芹先生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貝婁(Saul Bellow)的訪問，其中談到貝婁先生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吳先生說：“社會思想委員會不是一個科系，不同於哪一個學院，貝婁的名義是教授，但是他並不授課，大約隻是給碩士博士候選的研究生做做指導而已。”這些話是與事實有出入的。吳先生大概對“社會思想委員會”的性質不甚明了，卻根據“委員會”三個字產生了聯想，遂有這項誤會。

　　 

　　 “社會思想委員全”是芝大經濟史家乃孚(John U. Nef)教授在一九四二年創立的（余英時先生曾以《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為題，選文介紹過乃孚先生的學術思想。此文收在余著《歷史與思想》頁三三九——三八〇）。當時乃孚先生有鑒於美國大學訓練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研究生的方向越來越往偏狹的路上走，這樣將要造成許多隻認樹木不見森林的“學者”，對未來的文化會產生極為惡劣的影響﹔所以，他與芝大校長赫金斯(Robert Hutchins)、人類學家瑞德斐(Robert Redfield)和經濟哲學家用鼎特(Frank Knight)一起幾經商議，在他們的支持之下，創立了以培育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研究生為主，不收大學部學生的“社會思想委員會”。（財源除經常費是由芝大擔負以外，其他多來自乃孚夫人的捐助。她是出產風梨與其他水果耀頭的道爾[Do1e]公司創業人的后裔。）乃孚先生本來希望這個機構在學校行政系統中能隸屬人文研究學院。但當時該院的院長，亞裡斯多德哲學專家麥奇思(Richard McKeon)對他的計劃甚為反對。麥奇恩認為這等於在大學之上硬加上一個袖珍式的貴族大學，太“秀異”(too elitist)了一點。但社會科學研究學院院長瑞德斐卻極為熱心贊助這個計劃，“社會思想委員會”遂在隸屬社會科學研究學院的行政系統中成立。

　　 

　　 “社會思想委員會”雖然名為“委員會”，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學系。（芝大有不少名為“委員會”而實際上是獨立學系的機構。）大部分的教授都是在本系專任， 隻有少數幾位是與別系合聘的。此系最大的特色，簡單地說，大概可以用“學術享有絕對自由，一切採取精兵主義”十六個字來形容。分析地說，可綜述如下：乃孚先生認為任何一個時代都需要少數具有原創能力的思想家提出新的觀念來界定與指引這個時代的學術與文化，這種新的思想往往是源自新的問題的提出，而這種新的問題又往往需要跨越幾個學科的知識與訓練才能得到較為完善的解答。然而，具有成規的科系，通常都有它們約定俗成的范圍，在這個范圍以外的有關的問題，常被武斷地認定是不相干的，在傳統的科系攻讀的研究生當中即使有人希望能研究這些問題，他們通常得不到鼓勵，也得不到適當的指導。“社會思想委員會”的建立就是要給一些具有潛力、能夠提出此類原創性問題的年輕人，一個接受科際整合訓練與鑽研自己問題的環境。

　　 

　　 因此除了下文將要提到的每個學生必須完成一系列自己擬定、經委員會同意、稱作“基本課程”(The Fundamentals)的經典的研讀，以便通過博士資格考試以外，此系繁文縟節，幾等於零。學生可以選修本系與外系的任何課程。隻要選夠校方規定的學分數目並完成博士論文，即可畢業。在這種自由的環境中，學生可在導師的指導之下毫無拘束地擬定為了解答他的問題所需要的選課計畫，然后按部就班地到各系選課。博士論文的專題，如本系教授不能指導，可由本系禮聘外系或外校杰出的專家組任主要指導人。如果是外校的教授擔任博士論文主要指導人，通常系中會贊助學生到該校去，跟隨這位外校的專家兩、三年從事論文的撰寫工作。

　　 

　　 然而，除了提供上述的環境，使得青年學子能自由地追求為了解答自己的問題所應獲得的各項自己所需要的知識與訓練以外，系中必須提供基本訓練以培育學生從事原創性的思想工作。系中認為最有效的辦法是由獨當一面、世界性的、在自己專業中有重大貢獻的一流學者帶領著學生精讀有深度、濃度與涵蓋廣的經典巨著。這樣一方面可以使學生直接接觸世界文化某些面的基本特性（研讀的著作也可包括非西方的原典），因而不必依靠別人間接的解釋，同時可對別人的解釋加以批評並可能進而產生自己的解釋。這樣可以突破依賴“二手資料”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可以使他們接受思想工作的基本訓練。第一年的研究生通常在開學不久須與系中各位教授商定“基本課程”的書單，這個書單大約包括十五、六部原典。書單因人而異﹔通常是依據下列兩個原則擬定的：（一）不包括自己將來專業中的經典著作（這一點是筆者於六〇年代在該系攻讀時的情形，不知現在是否仍是如此）。因為，自己專業中的原典，系已假定學生早晚是要精通而且會有自己的解釋的，故無需指導。例如，如果學生的專業是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那麼這個學生的書單雖然可包括不是他的專業范圍之內的文學典籍，但卻不會包括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與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另外，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培育青年學生原創能力的最主要的途徑不是在他學術生涯中使他盡早變成一個對幾件事情知道很多的“學者”，而是使他能夠在他學術生涯的形成時期（研究生的最初幾年）產生廣闊的視野與深邃的探究能力。這種視野與能力的培育不是一開始就讓他局限在本行之內所能達到的。（二）書單中通常要包括哲學（形而上學、知識論、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宗教、史學、文學、社會學或經濟學方面的原典。易言之，研讀的原典不可隻限於一個科目之內﹔一個希望獻身哲學研究的學生，他的書單中要包括文學、史學、宗教與社會學的原典，一個准備鑽研史學的學生，他的書單也要包括許多非史學的著作。（這種辦法可說與一般美國高等學府訓練研究生的方式正好相反。一般科系通常一開始就規定學生在其專業范圍之內研讀，例如一個研究美國政治史的學生，可以對美國文學不甚了了，遑論世界古典與歐洲哲學及宗教的典籍了。）具體地說，每個研究生所擬定研讀原典的書單，通常是從下列各書中選出：柏拉圖的《對話錄》（《理想國》(The Republic)通常是要放在書單上，有的人除了《理想國》以外，尚選讀一兩本其他的《對話錄》。系中的教授們，無論贊成或反對柏拉圖，都同意懷海德 (A．N．Whitehead)所說的那句名言：“對歐洲哲學傳統最可靠的描述是：它是一連串對柏拉圖的注解。”）、亞裡斯多德的《形而上學》、《倫理學》或《詩學》、荷馬史詩、希臘三大悲劇家(Aeschylus, Sophocles, Euripides)的悲劇、修西帝底斯的《比羅奔尼蘇戰爭史》、《論語》、《庄子》、《吠陀書》、聖多瑪(St Thomas Aquinas)的《神學》(Summa Theologiae)、馬基維利(Machiavelli)的《王權論》、笛卡兒的《論方法》(Discourse on Method)、斯賓諾沙的《倫理學》、洛克的《政府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休謨的《人性論》、盧梭的《民約論》、康德的三大批判、托克維爾 (Alexisde Tocquevtlle)《美國民主》或《舊政體與法國革命》、艾克頓公爵（Lord Acton)的《自由史與其他論文》、柏克哈恃(Jacob Burkhardt)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韋伯的《經濟與社會》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涂爾干(Emile Durkheim)的《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史坦道爾(Stendhal)的《紅與黑》等。從上面所列的原典，我們知道“社會思想委員會”的教授們，雖然彼此的意見在很多方面並不一致，但他們的識鑒力卻有一個共同之點：他們所謂世界文化中的經典著作 是指那些確實經得起時間考驗不因任何時代之風尚而增損其本身價值的巨著。換句話說，這些經典著作都有一項辯証的統一性：它們那是對其著成時代之具體問題有感而發的著作，而它們的內容卻又都有超時代、永恆的意義。就上列的西方典籍來說，它們是我們了解西方現代文化的基礎，它們也是構成我們對西方人的了解所需之知識的核心。每個時代都必須對這些著作加以重新探究，當新的著作對這些經典中所提示的命辭與答案挑戰的時候，這些經典不但不會因遭受挑戰而失色，相反地，卻會因之而得到新的意義。

　　 

　　 “社會思想委員會”的教授們除了正式開課以外，他們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帶領學生讀選定的原典。系中習慣上稱之為“導師課”(Tutorials)，通常是一位教授與一個或兩個學生單獨約定時間在教授研究室中每一周或兩周會面一次，共同討論書中的問題﹔有時每周需寫一篇小文，有時教授規定每季交一篇較長的論文。（這種施教的方式不可能多收學生。六〇年代該系共有教授九人，除了在外校撰寫論文的四、五個學生不計外，當時在系中就讀的學生隻有十幾個人。別人批評“社會思想委員會”太elitist了一點，也不是毫無道理。）“社會思想委員會”培育學生的實際工作，主要是經由這種類似學徒制的“導師課”而進行的。學生借此受益無窮：在他們后來的專著中，可能根本不會提到研究生時代所讀過的原典，所以讀者無法知道哪些原典曾對他們發生過那些影響﹔甚至他們自己在深入自己的專業以后，也不能清楚地意識到早期熟讀有限數目的原典對他們成熱期的學術思想產生如何的影響。但事實上，原典中精微的深思與開廣的觀照對這些學生的影響是他們終生受用不盡的。這其中的原由可用博蘭霓(Michael Polanyi)的知識論加以解釋。博蘭霓區分人的意識為明顯自知的“集中意識”(focal awareness)和無法表面明說、在與具體事例時常接觸以后經由潛移默化而得到的“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人的創造活動是這兩種意識相互激蕩的過程﹔但在這種過程中，“支援意識”所發生的作用更為重要。博蘭霓說：“在支援意識中可以意會而不能言傳的知的能力是頭腦的基本力量。”在“社會思想委員會”的教育方式之下，學生研讀經典著作時自然容易對這些著作所提出的問題與解答問題的論式產生相當深入的認識，無論對這些問題的解答自己是否同意，他在研讀的過程中實際上會學到一些艱深而涵義廣的問題的內容及其解答的方式。如果他在“集中意識”中發現自己研究的題目與某部（或幾部）指使過的典籍有直接的關系，那麼他可與這部（或幾部）典籍界定問題、處理問題與探究答案的內容與方式參照．以便使自己所研究的問題獲得更完善的答案。但更重要的是：經由當代杰出的思想家們親自指導和在他們的耳提面命之下，與具體的經典相接觸的過程是一個能使得自己的“支援意識”在潛移默化中增進靈活性與深度的過程。當研讀原典的時候，原典的內容是自己“集中意識”的一部分，但當自己專心研究自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表面上與過去所研讀的原典並沒有直接關系的時候，當初與研讀原典有關的那部分“集中意識”便已轉化成為“支援意識”的一部分，“支援意識”因此變得更為豐富而靈活，由這種“支援意識”支持下的研究工作自然比較容易深入。即使后來對當初所研讀的原典的內容細節已不能逐步復記，自己的“支援意識”則仍與之息息相關。具體地說，受過這種教育的人在自己的研究過程中不容易接受一般或流行的看法，同時對自己臨時找到的答案也容易覺得不滿意。在這種資源比較豐厚的探索中，隻要鍥而不舍，是比較可能達到有深度的原創思想的。相反地，如果沒有豐厚的資源做支持而鍥而不舍地硬努力，卻並不見得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

　　 

　　 “社會思想委員會”的學生在通過考核他們精選原典之成績的博士資格考試以后，可對任何言之成理的題目進行研究，撰寫論文。“社會思想委員會”在這方面可說是絕對尊重學術思想的自由。正如創辦人乃孚教授所說“每一個預見聖火的人必須自己找尋點燃它的道路。一個教師隻能在年輕人身上看到理想的形成，在旁邊鼓勵他，跟他說他所走的路是正確的。”在這個“典型在夙昔”與享有絕對思想自由的環境裡，每個學生的心情是既興奮而又沉重，再加上系裡的老師從來不催促學生趕快寫完論文，於是大家自然而然地養成了“比慢”的習慣。正如張永堂君給我的信上所說：“比慢是一種為學運思的嚴肅、艱苦，而又樂在其中的過程。”這種心情主要是源自對於知識的嚴肅好奇心與“有所不為”——不甘於在原地兜圈子，不屑於做些舞文弄墨的工作——的心態。在沒有想通自己的問題、在沒有得到使自己滿意並令人信服的答案之前，研究與撰寫的工作自然會慢下來了。這種“比慢”的工作並不是故意做的。想不通，之所以還要想（寫不通，之所以還要寫），是因為的確知道自己的問題還未想通，但卻又覺得可以想通，既然覺得可以想通，而現在又確知自己實在尚未想通，所以不得不繼續苦想下去。（請注意這種“不得不”的心情，沒有這種“不得不”的心情的人是無從“比慢”的。）如果沒有對一些問題在豁然貫通以后所得的心靈歡愉的經驗與對一個問題尚未想通的時候確知尚未想通的思想境界來支持，這種過程是無法繼續的。因為大家都在“比慢”，所以研究生的生涯通常都需要八、九年才能結束，有的人竟然化了十年以上的時間撰寫博士論文，不過一旦撰成，其成績大多沒有辱沒“社會思想委員會”創立時的理想。在此，乃孚先生“開辟新途徑的遠見”，與在行政上遭受干擾與阻撓時百折不回的精神，是應該特別提出來加以頌揚的。

　　 

　　 （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麥迪遜】威斯康辛大學，原裁《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八一年月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