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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eptember 6, 2026
alétheuó
使徒行傳中說方言的意義應該是宣教
使徒行傳中說方言的意義應該是宣教，耶穌吩咐使徒要等候從上面來的能力，要將福音傳到地極。當聖靈澆灌下來，聖靈充滿他們就說方言，這是相對於在巴別塔，神將人的語言弄亂了，他們就分散了。說方言的目的在於使人因著福音重歸於一。方言的意義在於一種語言的恩賜，使福音可以傳到萬族，使萬國可以歸向基督。所以重點在宣教，而不是舌音。現在宣教士在學習一種外國的語言，這就是一種方言的恩賜。雖然這不是一個立即實現的恩賜，但他的意義是一樣的。在使徒行傳中馬上說出來的方言是一種神跡性的記號。我們不能否認這種神跡性的方言可能在兩千年的教會歷史當中重新地出現，但畢竟這是一個我們不常看到，甚至沒有真正可以驗證的神跡型的方言。如果神跡性的方言是普遍存在的恩賜，神必將此種恩賜賜給宣教士。但問題是我沒有聽過那一個宣教士擁有這種不學就會的方言的恩賜。我們與其追求那些沒有人聽得懂的聲音，那些巴拉巴拉哈拉哈拉的響聲，還不如好好的去學習一種新的語言，好將福音真正可以傳到萬族。
The purpose of speaking in tongues in the Book of Acts should be for mission. Jesus commanded the apostles to wait for power from on high so that they could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When the Holy Spirit was poured out and filled them, they spoke in tongues. This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Tower of Babel, where God confused human language and people were scattered. The purpose of speaking in tongues is to bring people back together into one through the gospel. The meaning of tongues lies in a linguistic gift that allows the gospel to be preached to all ethnic groups and all nations to turn to Christ. Therefore, the emphasis is on mission, not on ecstatic utterance. Today, missionaries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possess this very gift of tongues. Although it is not an instantly realized gift, its significance is the same. The tongues spoken immediately in the Book of Acts were a miraculous sign. We cannot deny that this kind of miraculous tongue-speaking may reappear throughout the two thousand years of church history, but after all, it is a miraculous tongue-speaking that we rarely see and cannot truly verify. If miraculous tongues were a universally existing gift, God would certainly grant this gift to missionaries. However, the problem is that I have never heard of any missionary possessing this gift of speaking an unlearned language. Rather than pursuing sounds that no one can understand—those "blabbering and babbling" sounds —we would be much better off diligently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so that the gospel can truly be proclaimed to all nations.
Thursday, September 3, 2026
羅光思想
羅光（1911–2004）是中華新士林哲學（台灣新士林哲學）真正的創立者。作為天主教總主教，他畢生致力於會通天主教信仰（含士林哲學）與中國儒家文化，最終在其晚年提出了以「生命」為核心的形上生命哲學（Metaphysical Philosophy of Life），為中華文化開闢了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
他的思想體系可從以下幾個層面來理解：
💎 核心思想：形上生命哲學
羅光畢生著作等身，全集達42冊，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便是「形上生命哲學」。其核心主張是以「生命」來會通西方哲學的「存有（Being）」與中國哲學的「生生」觀念。
以生命講哲學：他主張「不是以哲學講生命，而是以生命講哲學」，認為宇宙萬物皆為「存有」，而「存有」的本質就是「生命」，天地之間是一道生命的洪流。
會通中西本體論：他認為西方形上學對「存有」的靜態分析，雖能釐清其性質，卻未能說明「有」在實際上是什麼。因此他借鑑儒家思想，將「有」落實為具體的「在（Existence）」，並指出「在」的本質就是「生生」、是生命，從而建構了一個動態的、以「創生力（Creative Power）」為核心的生命本體論。
🔗 思想特色：以儒學為體，士林哲學為用
羅光的思想融合工作極具策略性，他始終堅持「在中國傳統哲學的根基上，建設中國新的哲學」，並明確主張「以儒家哲學思想和士林哲學作根基」。
對儒家的改造與補充：他既接受了儒家認為萬物具有內在生命力和「自動自成」的觀點，又引入士林哲學的問題意識，追問萬物「生命力」的最初來源，並將其歸於作為創造主的「上帝」。
對士林哲學的本土化：他透過「生命」、「生生」等中國哲學的語彙來重新詮釋士林哲學的創造與存有觀念，使天主教的哲學思想能以更貼近中國文化脈絡的方式被理解，實現天主教會「本地化」的使命。
📖 主要著作與影響
李震思想
關於李震的思想，其核心可以概括為：以士林哲學的「存有」為根基，系統性地回應時代的虛無主義與無神論挑戰，並在此基礎上，致力於會通中西哲學，為中國文化與現代社會開創一條兼具超越性與人文精神的思想道路。他的思想體系，主要可從以下幾個層面來理解：
💎 核心哲學關懷：從「存有」到「上帝」李震的全部思想都依據士林哲學的內在義理框架建立，其核心宗旨可歸結為「存有與上帝」。這是他回應一切哲學基本問題的出發點。
對抗虛無，確立存有：他深刻感受到現代人的有限性與生命的虛無感，因此，他首要的工作便是為「存有」辯護。他認為，生命的意義基礎是「存有的滿盈」而非「虛無」，必須從根本上確立「存有」的優先地位，才能對抗虛無主義的侵蝕。
論證上帝，實現超越：在確立「存有」的基礎上，他進一步追問「存有的本根」，並認為這個本根就是「上帝」。他致力於運用理性的方式來論證上帝的存在，指出人可以從有限、偶存的存有，推論出無限、永存的終極存有（即上帝），這是一種「從偶有到永有」的理性飛躍。
獨特的論證方式：作為一位東方哲學家，他證明上帝存在的方式有其特色。他強調，除了傳統的理性論證，人類對永恆生命的渴望、對絕對者的內在需求等基本本能，也是理解（而非僅僅是證明）上帝的重要途徑。他認為這些普遍的人性需求，是中國人與基督徒能夠對話並結合的基礎。
🧭 思想特色：中西哲學的會通
李震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特色，就是積極地在中西哲學之間搭建橋樑，進行創造性的詮釋與融合。
詮釋中國哲學：他嘗試用士林哲學的語言和框架來重新理解中國傳統思想。例如：
建構「開放的人文主義」：他最終的目標是建構一種「開放的人文主義」或「普遍人文主義」。他批判現代世界走向極端的人本主義與世俗化，導致人封閉於自身。因此，他主張一種中庸、整合的人文主義，既重視人的價值，也向超越性的「天道」（上帝）與自然開放。他認為，中國哲學從先秦到宋明，本就具備「天道、人道、地道並重」的精神，而他的工作正是要用西方士林哲學的超越性資源，來補充、豐富中國文化中可能被弱化的宗教與超越面向。
📖 主要著作與思想呈現
李震的這些思想，具體呈現於他的眾多著作中。他的代表作《基本哲學探討》（2005）和《人與上帝》（卷八，2007）等書，系統性地探討了「存有」、「上帝」、「人性」等核心概念，並進行了大量的中西哲學概念比較與會通工作。此外，他也撰寫了大量關於多瑪斯哲學、無神論批判以及易經哲學的論文。
整體而言，李震的思想是一場深刻而獨特的哲學工程，他既是士林哲學義理的堅定守護者，也是中國文化的對話者與重構者。他的目標在於，為處於現代性危機中的人類，尋找一條既能安頓生命，又能實現精神超越的道路。
中華新士林哲學
中華新士林哲學（Chinese Neo-Scholasticism），是當代漢語學術界中一支獨特的哲學流派，通常特指臺灣新士林哲學。它的核心特徵，在於立足於天主教及多瑪斯主義（Thomism，又稱托馬斯主義）的立場，對傳統中國哲學進行創造性的詮釋與重構，試圖融會中西文化，為中華文化開闢新的發展路徑。
它並非一個嚴格的組織性學派，而是一群擁有共同思想取向的學者的統稱。其思想脈絡與歷史地位，可從以下幾個層面來理解：
📜 歷史源流與思想根基
西方源頭：繼承的是西方中世紀的士林哲學（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尤其是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以亞里斯多德哲學為基礎建構的哲學與神學體系。其現代形式則為19世紀末興起的新士林哲學（New Scholasticism）。
在華發展：此思想於20世紀傳入中國，尤其在1961年天主教輔仁大學於臺灣復校後，哲學系（所）積極推動士林哲學的研究與發展，使其成為重要的學術據點。
💡 核心理念與文化重構
此學派的工作，可理解為一場深度的中西哲學對話與重構：
詮釋立場：學者們以天主教信仰、多瑪斯主義與超驗多瑪斯主義為基本視角，重新審視中國哲學。
話語方式轉換：將中國傳統哲學中較為象徵、隱喻及非說理式的話語，轉化為強調存有與本質二分、注重因果邏輯及說理式的哲學話語。
哲學重構：透過挖掘先秦哲學，試圖在中國文化與哲學中重建「天主」、「終極原因」、「個體」等概念，探索中國文化「外在超越」的可能路徑。例如，有學者將儒家的「仁」詮釋為現代多元文化中的「理解共同體」。
📖 主要代表人物與成果
代表人物：包括于斌、羅光、李震等思想家。其中，李震的思想被認為是依據士林哲學的內在義理框架所建立，核心在探討「存有與上帝」的命題。
重要學者：沈清松教授是推動此領域發展的關鍵人物，他提出了「對比方法」、「多元他者」等原創性概念，為中華新士林哲學開啟了跨文化研究的新方向。
代表性著作：沈清松所著《士林哲學與中國哲學》一書，系統討論了中世紀士林哲學、新士林哲學與中華新士林哲學的發展及其與中國哲學的關係，是了解該領域的重要文獻。
🌍 思想價值與當代挑戰
獨特價值：在中國現代哲學的版圖中，它直接繼承了西方古典理性精神，並在現代性反思中，為重建人的主體性、回應意義尋求等根本問題，提供了獨特的參照。
面臨挑戰：目前也面臨一些課題，例如組織較為鬆散、問題意識有待更新、學術視野相對集中等，未來需在回應時代新問題、實現理論原創性上持續努力。
中華新士林哲學代表了一種在信仰與理性之間、在西方哲學傳統與中華文化精神之間尋求對話與融合的獨特學術努力。
士林哲學與新士林哲學的比較
要清晰地比較士林哲學（Scholasticism，又稱經院哲學）與新士林哲學（Neo-Scholasticism），可以將前者視為中世紀的源頭，後者是近現代的復興與革新。它們的關係是既繼承又超越。
我將它們的核心差異整理為以下表格，方便對照：
🔗 核心差異的深入解讀
復興的背景與動機：士林哲學在近代因與沒落的中世紀科學、僵化的教學形式（如咬文嚼字的論辯）掛鉤而衰落。新士林哲學的誕生，正是為了一次決定性的扭轉。教宗良十三世在1879年頒布《永恆之父》通諭，大力推動回歸多瑪斯·阿奎那的思想，但目標並非墨守成規，而是要讓這個古老傳統回應現代世界的挑戰。
「新」在何處：因應時代的轉變：
🌏 中華新士林哲學：在地化的特殊形態
在比較框架下，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特殊分支，即主要在台灣發展的「中華新士林哲學」（或稱台灣新士林哲學）。
核心特點：其「新」不僅在於繼承西方新士林哲學，更在於與中國傳統哲學的深度融合。代表人物如羅光等人，嘗試用士林哲學的存有、因果、位格等概念，來詮釋儒家、道家思想，甚至重建中國哲學的形上學體系。
文化意義：這不僅是哲學理論的移植，更是一場跨文化的對話。它致力於將中國哲學中較為模糊、比喻式的論述，轉化為具有明確定義和邏輯結構的系統哲學。
💎 總結
總之，新士林哲學並非單純的復古，而是一場在堅守核心形上學立場（如客觀實在論、存有類比）的同時，主動尋求現代化的思想運動。而中華新士林哲學，則是這場運動在華人文化圈中最具特色的實踐，展現了其與異質文化對話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