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新教神學家與多瑪斯哲學的關係，比簡單的接受或反對更為複雜，呈現出一種「批判性繼承」與「折衷運用」的獨特樣貌。不同於早期路德或加爾文的強烈批判，許多重要的荷蘭神學家在具體的神學議題上，都曾積極且正面地援引多瑪斯的思想。
以下是幾位代表人物的具體關係：
⚔️ 護教者與批判性讀者：吉斯bertus·福提烏斯 (Gisbertus Voetius, 1589-1676)
作為荷蘭第二次宗教改革（Nadere Reformatie）的領袖，福提烏斯與多瑪斯的關係最具代表性，也最為複雜。他大量閱讀並引用多瑪斯，但絕非全盤接受。
正面引用與折衷主義：福提烏斯在定義「敬虔」和「默想」等核心概念時，會直接且正面地引用阿奎那的定義。在他廣泛閱讀的眾多天主教作者中，多瑪斯是被他引用次數最多的一位，這顯示了他的學習具有深厚的折衷主義色彩，會從不同傳統中汲取資源來建構自己的神學。
根本性分歧：儘管參考多瑪斯，福提烏斯與他在根本神學方法上存在關鍵差異。福提烏斯強調「信心尋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的奧古斯丁傳統，他認為哲學是神學的「工具」，而非如多瑪斯所主張的，哲學在自然領域具有相對的自主性。
超越與轉化：在「默想/沉思」的議題上，福提烏斯走得更遠，超越了多瑪斯將沉思主要視為理智活動的看法。他吸收庫薩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 的「有知的無知」理論，強調沉思中情感與理智的合一。有些學者因此認為，福提烏斯的思想底色更接近司各妥斯（Scotist），而非湯瑪斯主義。
🔗 神學盟友：雅各·亞米念 (Jacobus Arminius, 1560-1609)
與嚴格的加爾文主義者不同，亞米念因對阿奎那的欣賞而在同時代改革宗神學家中獨樹一幟。
關鍵立場一致：他接納了阿奎那式的上帝單純性（essence與existence合一）與理智主義（認為上帝的意志從屬於祂的理智）。在解釋上帝的護理與受造物自由意志的關係時，他也和多瑪斯一樣，為第二因（secondary causes） 留下了真正的運作空間。
🏛️ 現代繼承者：新加爾文主義神學家
到了十九、二十世紀，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的代表人物，對多瑪斯的態度轉為更積極且具建設性的對話。
亞伯拉罕·凱柏 (Abraham Kuyper, 1837-1920)：這位神學家、政治家（曾於1901至1905年擔任荷蘭首相）在其鉅著《聖經神學百科全書》中，對多瑪斯進行了深入探討。他將自己的新加爾文主義定位為在現代性中具有與中世紀多瑪斯成就同等分量的「典範轉移」。這是一種將自身視為繼承並超越湯瑪斯綜合體系的雄心。
赫爾曼·巴文克 (Herman Bavinck, 1854-1921)：巴文克更明確地承認自己對多瑪斯傳統的虧欠。特別是在處理上帝與受造物的關係時，他發展出一套「類比形上學」（analogical metaphysics），並明確表示這套理論繼承自湯瑪斯的傳統，以此來回應現代哲學的挑戰，證明正統新教神學與湯瑪斯傳統在本質上是相通的。
💎 總結
總的來說，荷蘭新教神學家與多瑪斯的關係，是一個從「選擇性借用」到「批判性對話」，再到「建設性繼承」的演進過程。
在福提烏斯身上，我們看到一種帶著批判的折衷運用：既大量引用阿奎那的權威來定義神學概念，又在根本的方法論（如哲學與神學的關係）上與其分道揚鑣。
在亞米念身上，關係更接近神學上的結盟，他欣然接受湯瑪斯的形上學框架來構建自己的神學體系。
到了凱柏與巴文克，則發展為一種具有時代意識的重新詮釋與繼承，他們試圖將湯瑪斯的思想精華，整合進一個回應現代世界的新加爾文主義體系中。
這種多元且動態的關係，恰恰說明了多瑪斯的思想不僅是天主教內部的寶藏，也深刻影響了整個基督教神學的發展，成為不同傳統之間持續對話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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