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February 11, 2017

錢穆推薦:中國人必讀的9本書

錢穆推薦:中國人必讀的9本書

錢穆是最後一位古典的國學大師,他的這分書單集中在中國哲學,
胡適的國學書單太龐雜,梁啟超的國學書單很理想,但對今人仍嫌過多。
錢穆的國學書單是認識中國文化的核心書單,但偏重在學術思想。
我自己有一個國學小書單,這對我比較實際一點。
經: 四書,詩經
史: 國史大綱,中國人史綱
子: 老子,莊子,朱熹,王陽明
集: 古今綜合文選,古文觀止,唐詩,紅樓夢
我也很欣賞當年時報出版的中國歷代經典寶庫與國語日報出版的古今文選,這些都是極佳的國學入門學習叢書。
三民的古籍今注今釋更是一個整理國學古籍的里程碑,這是最宏偉壯觀的現代國學書庫。
不過這些都是我目前無法負擔的宏偉計畫。

1/ 四書:論語
我想舉的第一部書是《論語》。你若要反對中國文化,那很簡單,第一就該打倒孔家店。當時立意要打倒孔家店的人,就都在《論語》里找話柄。
如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說這是孔子看不起女人。又如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說孔子主張愚民政策。
又如「子見南子」,把來編成劇本表演。拿《論語》里凡可以挑剔出毛病的,都找出來。
至於如《論語》開卷所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何毛病呢?這就不管了。
至少從漢朝開始,那時中國人就普遍讀《論語》,像如今天的小學教科書。《論語》、《孝經》、《爾雅》,人人必讀。《爾雅》是一部字典,現在我們另外有合用的字典,不需要讀《爾雅》。《孝經》今天也不須讀,已經經過很多人研究,《孝經》並不是孔子講的話。
我想《論語》還應該是我們今天人人必讀的一部書。倘使要找一部比《論語》更重要,可以用來了解中國文化,又是人人可讀的,我想這不容易。
只有《論語》,照我剛才所講條件,從漢朝起,到我們高呼打倒孔家店時為止,本是人人必讀的,在中國沒有一個讀書人不讀《論語》,已是經歷了兩千年。我們要了解一些中國文化,我想至少該看看《論語》。
2/ 四書:孟子
既然要讀《論語》,便連帶要讀《孟子》。講孔子講得最好的,莫過於孟子,宋代以後的中國人常合稱孔孟。唐朝以前只叫周、孔,不叫孔、孟,這不能說不是中國後代一個大進步。
說周孔,是看重在政治上。說孔孟,是看重在學術、教育上。至少從宋朝到現在,一般中國人都拿孔孟並稱,所以我們讀《論語》也該連讀《孟子》。
《論》、《孟》這兩本書我現在舉出為大家該讀之書,讀了《論語》有不懂,再讀《孟子》,容易幫我們懂孔子。
3/ 四書:大學、中庸
既然講到《論語》和《孟子》,又就聯想到《大學》和《中庸》,這在宋代以來合叫做《四書》。
實際上,《大學》、《中庸》只是兩篇文章,收在《小戴禮記》中,不算是兩部獨立的書。但很早就有人看重這兩篇文章。到了宋朝,特別是到了朱夫子,就拿《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合稱《四書》。
他 說《大學》是我們開始第一本該讀的。中間所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大綱領。把中國學術重要之點全包在內。使一個初學的 人,開始就可知道我們做學問的大規模,有這樣八個綱領。至於如何來講究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套,就該進而讀《論語》和 《孟子》。這樣讀過以後,才叫我們讀《中庸》。
《中庸》有些話講得深微奧妙,好像我們今天說太哲學了。所以朱子說,《四書》的順序,該最後才讀《中庸》。
後 來坊間印本書,《大學》、《中庸》的分量都太單薄了,就把這兩本書合訂成一本,於是小孩子跑進學校,就先讀《大學》、《中庸》,再讀《論語》、《孟子》, 這就違背了我們提倡讀《四書》的人的原來意見。可是《四書》認為是我們人人必讀的書,從元朝就開始,到今天已經七百年。
我 的想法,我們既然要讀《論語》、《孟子》,兼讀《大學》、《中庸》也省事,而且《大學》、《中庸》這兩篇文章,也是兩千年前已有,中間確也有些很高深的道 理。我們不必把它和《語》、《孟》再拆開,說讀了《語》、《孟》,便不必讀《學》、《庸》,所以我主張還是恢復舊傳統舊習慣,依然讀《四書》,只把讀的方 法變動些。
不要在開始進學校識字就讀,我也不主張在學校里正式開這《四書》一門課。我只希望能在社會上提倡風氣,有了高中程度的人,大家應該看看這《四書》。
尤 其重要的,讀《四書》一定該讀朱子的《注》。提倡《四書》的是朱子,朱子一生,從他開始著作,經歷四十年之久,把他全部精力多半放在為《四書》作《注》這 一工作上,因此朱子的《論孟集注》、《學庸章句》可以說是一部非常值得讀的書。我們中國的大學者,多方面有成就,在社會上有最大影響的,所謂「集大成」的 學者,上面是孔子,下面是朱子。朱子到今天也已八百年,我們不該不看重這個人。
《四書》是兩千年前的書,今天我們不易讀。我們拿八百年前朱子的注來讀兩千年前的《四書》,這就容易些。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人注《四書》能超過了朱子。
所以我希望諸位倘使去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一定要仔細看朱子的《注》。
4/ 不必讀《五經》
我再敢直率講一句,倘使我們讀了《四書》,就不必讀《五經》。
當時宋朝人提出這《四書》來,就是要我們把《四書》來替代《五經》。讀《四書》,即省力又得益多。至於《五經》,在漢代以來就規定為大學教材的,然而《五經》不易讀。
在漢時,已經講得各家各說,莫衷一是。朱子也曾在《五經》里下工夫,但他一生,只講了兩部經,一是《詩經》,一是《易經》。可是他後來說他的工夫浪費了,他讀《詩》、《易》所得,遠不如他讀《四書》所得之多而大。
倘使我們今天還要拿《詩》和《易》來做人人必讀的書,那就有些不識時務。
至於《春秋》,那是孔子自己寫的,但誰能真懂得《春秋》?朱子說,他對《春秋》實在不能懂。直到今天,也沒有人真能懂。
講《春秋》的,就要根據《左傳》、《榖梁傳》、《公羊傳》,把這《三傳》的講法來講《春秋》,但《三傳》講法又不同。所以講《春秋》的一向要吵架。朱子勸他學生們且不要去讀《春秋》,現在人還要來講《春秋》,這是自欺欺人。誰也不懂得。
又若講禮,《儀禮》十七篇今天社會上哪裏行得通。而且從唐代韓昌黎起他已說不懂這部書。從唐到清凡是講禮的,都得是專家之學,不是人人能懂,而且也易起爭辨。
若論《書經》,清代如戴東原,近代如王靜安,都說它難讀難懂。目前學者,還不見有超出戴、王的,他們如何卻對《書經》能讀能懂。
所以我認為到今天我們還要來提倡讀經,實是大可不必了。但我也並不是要主張廢止經學,經學可以待大學文科畢業,進入研究院的人來研究。縱使在大學研究院,也該鄭重其事。
近 代能讀古書的大師如梁任公王靜安他們在清華大學研究院作導師,也不曾提倡研究經學。若要稍通大義則可,要一部一部一字一句來講,要在經學中作專門研究,其 事實不易。王靜安研究龜甲文,講訓詁,講經學。據說他勸學者略看《儀禮》,因為名物制度有些和研究龜甲文有關。譬如一個廟,一項祭典,一件衣服,龜甲文中 有些字非參考《儀禮》、《尚書》守古經典不可。
一言以蔽之,我並不反對大學研究院有絕頂的高才生,真等經學專家作導師,再來研究《五經》,來一部一部作研究。
可 是從宋朝起,一般而論,大家就已不像漢、唐時代以經學為主。元、明、清三朝的科舉考試,雖也考《五經》,實際上只要第一場《四書》錄取,第二場以下的《五 經》只是名義上亦加考試,而錄取標準並不在此。這三朝來,如《通志堂經解》,《清經解》正、續編,卷帙繁重,真是汗牛充棟,不先理會這些書,又如何來對經 學上有更進一步之新發現。
所以我認為我們今天雖要提倡文化復興,似乎可以不必再要人去讀《五經》。讀通《五經》的是孔子,我們今天讀了孔子的書,也就夠了。而且經學中也盡有孔子所沒有讀過的,譬如《儀禮》,這是孔子以後的書,孔子一定沒有有讀過。
今天我們要講復興文化,並不是說不許人復古,但古代的東西也該有一選擇。更要是使人能了解。近人又認為《五經》雖難懂,翻成語體文便易懂,但先要有人真能懂,才能翻。若請梁任公、王靜安來翻,他們必然敬謝不敏。
在清朝時代講經學,那時尚有個行市、行情。一人說錯了,別人來糾正。今天經學已無行市、行情可言,大家不管了,一個人如此講,別人也無法來批評,你是一個專家,盡你講,沒人作批評。卻要叫人人來讀你翻的,那太危險了。
所以我想《五經》最好是不讀,我們就讀《四書》吧。
5/ 老子、莊子
但 是我要告訴諸位,講中國文化,也不是儒家一家就可代表得盡,還有《莊子》、《老子》道家一派的思想,從秦開始到清也歷兩千載。我們最多只能說道家思想不是 正面的、不是最重要的。但不能說在中國文化里沒有道家思想之成分。儒、道兩家思想固有不同,但不能說此兩派思想完全違反如水火冰炭不相容。我們要構造一所 房子,決不是一根木頭能造成的。我們講文化,也決不是一家思想所能構成。
中 國自漢到清,恐怕讀過《莊子》、《老子》書的很多,不曾讀過《莊子》、《老子》書的很少。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中有《莊》、《老》,但無《孟子》。宋以前 不論,宋以後雖則大家讀《四書》,但還是大家都兼看《莊》、《老》。我想要講中國文化,應該把《孔》、《孟》、《莊》、《老》定為《四書》。
儒、 道兩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一陰一陽,一正一反,一面子,一夾里。雖在宋朝以下,所謂《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可是我們今天是要 講中華文化,不是單講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里一根大梁,但其他支撐此文化架構的,也得要。所以我主張大家也不妨可以注意讀讀《莊》、《老》。
《老子》只有五千言,其實《論語》也不過一萬多字,《孟子》多了,也不過三萬多字。今人一動筆,一口氣寫一篇五千一萬三萬字的文章並不太困難,讀《論語》、《老子》、《孟子》三書合共不超過六萬字,這又有什麼困難呀!每天看一份報章,也就五六萬字一氣看下了。
只 有《莊子》三十三篇較為麻煩一些。但我想,我們讀《莊子》,只要讀《內篇》七篇,不讀其《外篇》、《雜篇》也可以,當然喜歡全讀也盡可全讀。但《內篇》大 體是莊子自己寫的,《外篇》、《雜篇》或許也有莊子自己的話,或許更多是莊子的學生及其後學們的話加上去。《內篇》七篇也不到一萬字上下,讀來很輕鬆。
若我們要讀《莊子》、《老子》的話,大家知道,《老子》有王弼《注》,《莊子》有郭象《注》,但兩部注書實不同。
從王弼到郭象,還有幾十年到一百年,這個時候正是中國大變的時候,等於我們從民國初年到今天,思想、學術、社會上各方面都大變。所以我們看王弼注的《老子》,也還不太離譜。至於郭象注《莊子》,文章寫得很好,可是這些話是郭象自己的意見,並不是莊子的原意。
我們若要研究中國思想史,應該有一個郭象的思想在那裏。他的思想正在他的《莊子》注裏面。倘使我們喜歡,當然郭象的文章比較容易讀,莊子的文章比較難讀。但是我們讀了郭象《注》,結果我們認識了郭象的思想而誤會了莊子的思想,那也不好。
因 此我想另外介紹一本注《莊子》的書,那是清代末年的王先謙。他有一部《莊子集解》,這部書商務印書館有賣,篇幅不大。有兩個好處:一是注得簡單。莊子是一 個哲學家,但他的注不重在哲學,只把《莊子》原文調直一番,加一些字句解釋便是。第二個好處是他把《莊子》原文分成一章一節,更易讀。若你讀郭象《注》, 讀成玄英《疏》,一篇文章連下去,就較麻煩。能分章分節去讀便較容易。《論語》、《孟子》、《老子》都是一章一章的,只有《莊子》是一長篇,所以要難讀 些。也把來分了章,便不難。若這一章讀不懂,不妨跳過去讀下一章,總有幾章能懂的。
諸位當知,這些都是兩千年前人的書,此刻我們來讀,定不能一字一句都懂,你又不是在個大學開課設講座,來講孔、孟、莊、老。只求略通大義即得。
縱使大學講座教授,有學生問,這字怎樣講?教授也可說這字現在還無法確定講,雖有幾個講法,我都不認為對,且慢慢放在那裏,不必字字要講究。大 學教授可以這樣,提出博士論文也可以這樣。寫一本研究《莊子》的書,也可說這裏不能講,講不通。真講書的人,其實哪本書真能從頭到尾講,每一字都講得清楚 明白呢?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假讀書的人,會把這些來難你,叫你不敢讀,或者一樣來假讀不真讀。這些話,並不是我故意來開方便之門,從來讀書人都如此。
能讀通大義,才是真讀書。或許諸位會問,那麼朱子注《四書》不也是逐字逐句講究嗎?但朱子是個數一數二的大學者,他注《四書》為方便我們普通讀《四書》的人。我們是普通的讀書人,為要讀書,不為要注書。而且我們只要普通能讀,不為要人人成學者。這裏是有絕大分別的。
從前人說讀《六經》,我想現在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老子》、《莊子》定為「新六經」,那就易讀,而且得益也多些。
6/ 六祖壇經
以上所講都是秦朝以前的古書,但我還要講句話,中國的文化傳統里,不僅有孔子、老子,儒家道家,還有佛學。
其原始雖不是中國的,但佛教傳進中國以後,從東漢末年到隋唐,佛學在中國社會普遍流行,上自皇帝、宰相,下至一切人等信佛教的多了,實已成為中國文化之一支。直到今天,我們到處信佛教的人還是不少。
印 度佛教經典,幾乎全部翻成了中文,如《大藏經》、《續藏經》,所收真是浩瀚驚人,而且歷代的《高僧傳》,不少具有大智慧、大修養、大氣魄、大力量的人,在 社會上引起了大影響,那些十分之九以上都是中國人,你哪能說佛教還不是中國文化的一支呢?這正是中國民族的偉大,把外來文化吸收融化,成為自己文化之一 支。
據 此推論,將來我們也能把西方文化吸收過來融化了,也像佛教般,也變成為中國文化之又一支,那決不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而且佛教是講出世的,孔、孟、莊、老 都是講入世的,出世、入世兩面尚能講得通,至於我們吸收近代西方文化講民主、講科學,這些都是入世的,哪有在中國會講不通之理?從前中國人講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講治國平天下怎樣不講經濟?又怎樣不喜歡講民主?我們何必要拿這所房子裏的東西一起全搬出去了,才能拿新的進來。
從 前人講佛教,拿佛經一部一部的翻,使中國社會上每個人都能讀,何嘗是先要把中國古書燒掉,抑扔進毛廁去。今天講西方文化的人,卻不肯把西方書多翻幾本,有 人肯翻,卻挑眼說他翻錯了。翻錯了也不打緊,《金剛經》薄薄一小本,不也翻了七次嗎?不論翻書,連講話也不肯講中國話,必要用英語講,至少遇話中重要字必 講英語。這樣,好像存心不要外國文化能變成中國文化,卻硬要中國捨棄自己一切來接受外國文化,那比起中國古僧人來,真大差勁了。
最了不起的是唐玄奘,他在中國早把各宗派的佛經都研究了,他又親到印度去。路上千辛萬苦不用提,他從印度回來,也只從事翻譯工作。他的翻譯和別人不同,他要把中國還沒有翻過來的佛經關於某一部分的全部翻。他要把全部佛教經典流傳在中國,那種信仰和氣魄也真是偉大。
若使現代中國這一百年乃至五十年來,亦有一個真崇信西洋文化像玄奘般的人來畢生宏揚,要把西方文化傳進中國來,也決不是一件難事。若使玄奘當時,他因要傳進佛學先來從事打倒孔子、老子,我也怕他會白費了精力,不僅無效果,抑且增糾紛。
隋唐時,佛教里還有許多中國人自創的新宗派,以後認為這些是中國的佛學。這裏有三大派,天台宗、禪宗、華嚴宗,而最重要的尤其是禪宗。在唐以後中國社會最流行,幾乎唐以後的佛教,成為禪宗的天下。
我這些話,並不是來提倡佛教,更不是在佛教裏面來提倡禪宗,諸位千萬不要誤會。或許有信佛教的人在此聽講,不要認為我太偏,我來大力講禪宗,我只說中國唐代以後,中國佛教中最盛行的是禪宗。這只是一件歷史事實。
因此我要選出唐代禪宗開山的第一部書,那就是《六祖壇經》。這是在中國第一部用白話文來寫的書。這書篇幅不大,很易看,也很易懂。而且我們此刻自然有不少人熱心想把西洋文化傳進中國,那更該一讀此書,其中道理,我不想在此詳細講。
我記得我看《六祖壇經》,第一遍只看了整整一個半天,就看完了,但看得手不忍釋。那時很年輕,剛過二十歲,那個星期,恰有些小毛病,覺得無聊,隨手翻這本書,我想一個高中學生也就應該能讀這本書的了。如此一來,我上面舉出的書里,儒、釋、道三教都有了。
也 許有人又要問,你為什麼專舉些儒、釋、道三教的書,或說是有關思想方面的書呢?這也有我的理由。若講歷史,講文學,講其他,不免都是專門之學,要人去做專 家。我只是舉出一些能影響到整個社會人生方面的書,這些書多講些做人道理,使人人懂得,即如何去做一個中國人。若能人人都像樣做個中國人,自然便是復興中 國文化一條最重要的大道。這是我所以舉此諸書之理由。
這樣我上面舉了六經,此刻加上《六祖壇經》,可以說是「七經」了。
7/ 近思錄、傳習錄
從唐代《六祖壇經》以後,我還想在宋、明兩代的理學家中再舉兩書。諸位也許又要說,理學家不便是儒家嗎?但我們要知道,宋明兩代的理學家已經受了道家、佛家的影響,他們已能把中國的儒、釋、道三大派融化會通成為後代的「新儒家」。
從 歷史來說,宋以後是我們中國一個新時代,若說孔、孟、老、莊是上古,禪宗《六祖壇經》是中古,那宋明理學便是近古,它已和唐以前的中國遠有不同了。現在我 想在宋明理學中再舉出兩部書來:一部是朱子所編的《近思錄》,這書把北宋理學家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四位的話分類編集。到清朝江永,把朱子講的 話逐條注在《近思錄》之下,於是《近思錄》就等於是五個人講話的一選本。這樣一來,宋朝理學大體也就在這裏了。
也 許有人說我是不是來提倡理學呢?這也不是。在《近思錄》的第一卷,朱子自己曾說,這一卷不必讀。為何呢?因這中間講的道理太高深,如講《太極圖》之類,也 可說是太哲學了。既不要人人做一哲學家,因此不必要大家讀。下面講的只是些做人道理,讀一句有一句之用,讀一卷有一卷之用,適合於一般人讀,不像前面一卷 是為專門研究理學的人讀的,所以我們盡可只讀下面的。我選此書,也不是要人去研究理學,只是盼人注重「做人」,則此書實是有用的。
最 後一本是明代王陽明先生的《傳習錄》,這本書也是人人能讀的。我勸人讀《六祖壇經》,因六祖是一個不識字的人。當然後來他應識得幾個字,可是他確實不是讀 書人。他也不會自己來寫一本書。那部《壇經》是他的佛門弟子為他記下,如是的一本書,我說一個高中程度的人應能讀。至於王陽明自己是一個大學者,但他講的 道理,卻說不讀書人也能懂,他的話不一定是講給讀書人聽,不讀書人也能聽。而且陽明先生的《傳習錄》,和朱子的《近思錄》,恰恰一面是講陸王之學的,一面 是講程朱之學。宋明理學中的兩大派別,我也平等地選在這裏。教人不分門戶平等來看。
8/ 結言
以上我所舉的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共九部。
九部書中,有孔、孟,有莊、老,有佛家,有程、朱,有陸、王,種種派別。
我們當知中國文化,本不是一個人一家派所建立的。諸位讀這九部書,喜歡那一派、喜歡這一派,都可以,而且我舉此九部書,更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因此九部書其實都不是一部書,都可以分成一章一節。
諸位果是很忙,沒有工夫的話,上毛廁時也可帶一本,讀上一條也有益,一條是一條。不必從頭到尾通體去讀。倘使你遇有閒時,一杯清茶,或者一杯咖啡,躺在藤椅子上,隨便拿一本,或是《近思錄》,或是陽明《傳習錄》,依然可以看上一條、兩條就算了。究看哪些條,這又隨你高興,像抽籤一樣,抽到哪條就哪條。
或有人說,中國人的思想就是這麼不科學,沒系統、無組織。但我認為中國思想之偉大處,也就在這地方,不從一部一部的書來專講一個道理。我們只是一句一個道理、一條一個道理,但那些道理到後卻講得通,全部都通了。
西方人喜歡用一大部書來專講一個道理。像馬克斯的《資本論》,老實說,我從沒有時間來讀它,其實西方人真能從頭到尾讀它的恐怕也不多,如果馬克斯是一個中國人,他受了中國文化影響,我想只很簡單兩句話就夠了,說 你這些資本家太不講人道,賺了這許多錢,也該為你的勞工們想想辦法,讓他們的生活也得改好些。這就好了。如此說來,他的話也是天經地義,一些也沒錯。但西 方習慣,定要成為一家的思想,只此一家,別無分出,於是不免要裝頭裝尾,裝出許多話。於是,歷史的命定論、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種種理論都裝上。本是講經 濟,講資本主義,後來不曉得講到哪裏去,毛病就出在這些加上的話。
我對西洋哲學,當然是外行。但我覺得一部書從頭到尾讀完,其實也只幾句話。但他這幾句話,必須用許多話來證。中國書中講一句是一句,講兩句是兩句,不用再有證。只此一句兩句已把他要說的道理說完了。
所以西方哲學,是出乎人生之外的,要放在大學或研究院裏去研究,中國人孔、孟、莊、老所說的話,是只在人生之內的,人人可以讀,人人也能懂。從這個門進來,可以從那個門出去,隨便哪條路,路路可通。我們中國人認為有最高價值的書應如此。
我 所舉的這九部書,每部書都如此。可以隨你便挑一段讀,讀了可以隨便放下,你若有所得,所得就在這一條。如《論語》雲「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你若到外國留學去,這段話對你恰好正有用。我們此刻要講中國文化,孔子思想,卑之毋甚高論,即如「言忠信、行篤敬」 六字也有用,難道有此六字,便使你不能留學!必得先打倒孔家店才能留學嗎?若要民主與科學,有此六字亦何害?你到外國,言不忠信,行不篤敬,你在家裏,你 到街上,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到底會行不通。難道你嫌孔子講的思想太簡單?但中國思想的長處就在這簡單上。
我 不說外國思想要不得,但和我們確有些不同。正如一人是網球家,一人是拉小提琴的,你拿打網球的條件來批評拉小提琴,只見短處,不見長處;只有不是,沒有是 處。你總是要我把小提琴丟了,來打網球,那未免太主觀太不近人情。我們不能盡拿外國的來批評中國,等於不能拿獅子來比老鷹,老鷹在天上,獅子不能上天去。
我 這樣講,你說我頑固守舊,那也沒法。我在小孩時最受影響的有一故事,試講給諸位聽。那時我在初級小學,那是前清光緒時代,一位教體操的先生,他摸摸我的 頭,問我說:「你會讀《三國演義》是嗎?」我說「是的」。他說:「這書不要讀,開頭就錯了,什麼叫做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亂,這都是中國人走錯 了路,中國的歷史才這樣。你看外國,像英國、法國,他們治了還會亂,合了還會分嗎?」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
中 國人崇拜西洋,排斥中國自己的那一套心理,前清時代就有,我在小學時那位體操先生就是思想前進早會講這些話。但現在的英國、法國又是如何呢?我的意思,還 是勸諸位且一讀這九部書,也不勸諸位去全部讀,可以一條一條隨便的讀。讀了一條又一條,其間可以會通。如讀《論語》這一條,再翻《論語》那一條,這條通 了,那條也可通。讀了王陽明這一條,再讀王陽明那一條,其間也可以通。甚至九部書全可得會通。
這九部書中,也不一定要全讀,讀八部也可七部也可。只讀一部也可。若只讀一部,我勸諸位讀《論語》。
《論 語》二十篇,至少有幾篇可以不讀,譬如第十篇《鄉黨》,記孔子平常生活,吃什麼穿什麼,那一篇可以不讀。最後一篇《堯曰》,不曉得講些什麼,也可不讀,只 《堯曰篇》最後一條卻該讀。如是一來,《論語》二十篇只讀十八篇也好。十八篇中你不喜歡的,也可不必讀,譬如上面說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這一條, 你說不行,你不讀這條也好。哪一部書找不出一點毛病,不要把這一點毛病來廢了全書。你不能說孔子這人根本就不行,當知這只是一種時代風氣,時代過了,那些 便只是偏見,很幼穉,很可笑。
《孟子》的文章是好的,《莊子》文章也好,若不能全讀,只讀《內篇》,就《內篇》中分章分段把懂的讀。其餘各書當然一樣。
我 們既不是要考博士,又不是應聘到大學裏去當教授,既為中國人,也該讀幾部從前中國人人人讀的書。若有人把這幾本書來問你懂不懂,你盡說不懂便好。你若把書 中道理你懂得的講,人家會把西洋人見解和你辯。那是急切辯不出結果來的。只要我讀了一遍感覺有興趣,自然會讀第二遍,讀一條感覺有興趣,自然會讀第二條。
讓 我再舉一故事。那時我還不到二十歲,十九歲時,那是民國二年,已在一小學裏教書。一天病了,有一位朋友同在一校,他說他覺得《論語》里有一條話很好,我問 哪一條,他說「子之所慎,齋、戰、疾」一條很好。他說你此刻生病,正用得着,應該謹慎,小心一點,不要不當一件事,不要大意,可也不要害怕,不要緊張,請 個醫生看看,一兩天就會好。我到今天還記得那一段話。還覺得《論語》此一條其味無窮,使我更增加讀《論語》的興趣。你不能說今天是二十世紀,是科學時代, 這一條七個字要不得,不能存在了。其實在《論語》里,直到今天還可以存在的,絕不只這一條七個字。如「言忠信,行篤敬」,這條能不能存在呢?「子曰:『學 而時習之……』」這條能不能存在呢?你若用筆去圈出其能存在的,第一遍至少圈得出二三十條,第二遍可圈出七八十條都不止。
還 有一位朋友問我對《論語》最喜歡哪一條,我一時感得奇怪,說我並沒注意喜歡哪一條。我反問他你喜歡哪一條呢?他說他最喜歡「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 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那一條。那位先生比我還要窮,他喜歡這一條,是有特別會心的。我仔細再把這一條來讀,我說你講得好。回想那時,民 國初年,在小學裏教書,還能有朋友相討論,此刻是不同了,肯讀《論語》的人更少了。
今 天我大膽的提出這九部書,這九部書,可以減,可以加。有幾部該讀注,有幾部不要注。從前我曾把王陽明先生的《傳習錄》作一節要本,並不是說某幾條不重要故 節了,我只把《傳習錄》里凡引到《大學》、《論語》、《孟子》,引到其他古書的都刪了,我要使一個只懂白話,一本古書也沒有讀過的,讓他去讀這節本,我是 這樣節法的。
我想諸位勸別人讀陽明先生的《傳習錄》,他要說他沒有讀過中國古書,好了,凡是裏面引到《論語》、《大學》、《孟子》種種古書的暫且都不要讀,不好嗎!等他讀了有興趣,再去找本《四書》看,自然會把自己領上一條路。
最難的是對中國無興趣,對中國古人古書更無興趣,那就無話可講。但如此下去,終必對自己也無興趣,對中國人一切無興趣,把中國人的地位全抹殺,中國的前途也真沒有了。
我們今天如何來改造社會轉移風氣,只有從自己心上做起,我最後可以告訴諸位,至少我自己是得了這幾部書的好處,所以我到今天,還能覺得做一中國人也可有光榮。
錢穆:我的人生經驗
今天在這講堂里有年青的同學,有中年人,更有老年人;真是一次很有價值、很有意義的盛會。如按年歲來排,便可分三班;所以講話就比較難。因為所講如是年青人比較喜歡的,可能年長的不大愛聽;反之亦然。
現在我準備所講將以年長人為主,因為年青人將來還得做大人;但年老了,卻不能復為青年人。並且年幼的都當敬重年老的,這將好讓將來的青年人也敬重你們。至於年老的人,都抱着羨慕你們年青人的心情,自然已值得年青人驕傲了。
我今天的講題是「讀書與做人」,實在對年青人也有關。嬰孩一出世,就是一個人,但還不是我們理想中要做的一個人。我們也不能因為日漸長大成人了,就認為滿足;人仍該要自己做。
所謂做人,是要做一個理想標準高的人。這須自年幼時即學做;即使已屆垂暮之年,仍當繼續勉學、努力做。所謂「學到老,做到老」,做人工夫無止境。
學生在學校讀書,有畢業時期;但做人卻永不畢業——臨終一息尚存,他仍是一人,即仍該做;所以做人須至死才已。
現在講到讀書。因為只有在書上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去做一個有理想高標準的人;諸位在學校讀書,主要就是要學做人;即如做教師的亦然。固然做教師可當是一職業;但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職業僅是為謀生,當知職業也在做人道理中。
做人理當有職業,以此貢獻於社會。人生不能無職業,這是從古到今皆然的。但做一職業,並不即是做人之全體,而只是其一部分。學生在校求學,為的是為他將來職業作準備。然而除在課堂以外;如在宿舍中,或是在運動場上,也都是在做人,亦當學。在課堂讀書求學,那只是學做人的一部分;將來出了學校,有了職業,還得要做人。
做人圈子大,職業圈子小。做人當有理想,有志願。這種理想與志願,藏在各人內心,別人不能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因此,讀書先要有志;其次,當能養成習慣,離開了學校還能自己不斷讀書。讀書亦就是做人之一部分,因從讀書可懂得做人的道理,可使自己人格上進。
惟在離開了學校以後的讀書,實與在學校里讀書有不同。在學校里讀書,由學校課程硬性規定,要筆記、要考試,戰戰兢兢,擔心不及格,不能升級、不能畢業,好像在為老師而讀書,沒有自己的自由;至於離了學校,有了職業,此時再也沒有講堂,也沒有老師了,此時再讀書,全是自由的,各人盡可讀各人自己喜歡的書。
當知:在學校中讀書,只是為離學校求職業作準備。這種讀書並不算真讀書。如果想做一位專門學者,這是他想以讀書為職業;當知此種讀書,亦是做人中一小圈子。
我們並不希望,而且亦不大可能要人人盡成為學者。我此所講,乃指我們離開學校後,不論任何職業、任何環境而讀書,這是一種業餘讀書,這種讀書,始是屬於人生的大圈子中盡人應有之一事;必需的,但又是自由的。今問此種讀書應如何讀法?下面我想提出兩個最大的理想、最共同的目標來:
一是培養情趣。
人生要過得愉快、有趣味,這需用工夫去培養。社會上甚至有很多人怕做人了,他覺得人生乏味,對人生發生厭倦,甚至於感到痛苦。譬如:我們當教師,有人覺得當教師是不得已,只是為謀生,只是枯燥沉悶,挨着過日子。
但當知:這非教師做不得,只是他失了人生的情趣了。今試問:要如何才能扭轉這心理,使他覺得人生還是有意義有價值?這便得先培養他對人生的情趣;而這一種培養人生情趣的工夫,莫如好讀書。
二是提高境界。
所謂境界者,例如這講堂,在調景嶺村中,所處地勢,既高又寬敞,背山面海;如此刻晴空萬里,海面歸帆遙駛,或海鷗三五,飛翔碧波之上;如開窗遠眺,便覺眼前呈露的,乃是一片優美境界,令人心曠神怡。即或朗日已匿,陰雨晦冥,大霧迷濛,亦仍別有一番好景。若說是風景好,當知亦從境界中得來;若換一境界,此種風景也便不可得。
居住有境界,人生亦有境界;此兩種境界並不同。並非住高樓美屋的便一定有高的、好的人生境界,住陋室茅舍的便沒有。也許住高樓華屋,居住境界好,但他的人生境界並不好。或許住陋室茅舍,他的居住環境不好,而他的人生境界卻盡好。
要知人生境界別有存在。這一層,或許對青年人講,一時不會領會,要待年紀大了、經驗多、讀書多才能體會到此。我們不是總喜歡過舒服快樂的日子嗎?當知人生有了好的高的境界,他做人自會多情趣,覺得快活舒適。若我們希望能到此境界,便該好好學做人;要學做人,便得要讀書。
為什麼讀書便能學得做一個高境界的人呢?因為在書中可碰到很多人,這些人的人生境界高、情味深,好做你的榜樣。
目前在香港固然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然而我們大家的做人境界卻不一定能高,人生情味也不一定能深。我們都是普通人,但在書中遇見的人可不同;他們是由千百萬人中選出,又經得起長時間的考驗而保留以至於今日,像孔子,距今已有二千六百年,試問中國能有幾個孔子呢?又如耶穌,也快達二千年;他如釋迦牟尼、穆罕默德等人。
為什麼我們敬仰崇拜他們呢?便是由於他們的做人。當然,歷史上有不少人物,他們都因做人有獨到處,所以為後世人所記憶,而流傳下來了。世間決沒有中了一張馬票,成為百萬富翁而能流傳後世的。即使做大總統或皇帝,亦沒有很多人能流傳讓人記憶,令人嚮往。
中國歷代不是有很多皇帝嗎?但其中大多數,全不為人所記憶,只是歷史上有他一名字而已。哪裏有讀書專來記人姓名的呢?做皇帝亦尚無價值,其餘可知。中馬票固是不足道;一心想去外國留學、得學位,那又價值何在、意義何在呀?當知論做人,應別有其重要之所在。
假如我們誠心想做一人,「培養情趣,提髙境界」,只此八個字,便可一生受用不盡;只要我們肯讀書,能遵循此八個字來讀,便可獲得一種新情趣,進入一個新境界。
各位如能在各自業餘每天不斷讀書,持之以恆,那麼長則十年二十年,短或三年五年,便能培養出人生情趣,提高了人生境界。那即是人生之最大幸福與最高享受了。
說到此,我們當再進一層來談一談讀書的選擇。究竟當讀哪些書好?我認為:業餘讀書,大致當分下列數類:
一是修養類的書。
所謂修養,猶如我們栽種一盆花,需要時常修剪枝葉,又得施肥澆水;如果偶有三五天不當心照顧,便決不會開出好花來,甚至根本不開花,或竟至枯死了。栽花尚然,何況做人!當然更須加倍修養。
中國有關人生修養的幾部書是人人必讀的。首先是論語。切不可以為我從前讀過了,現在毋須再讀。正如天天吃飯一樣,不能說今天吃了,明天便不吃;好書也該時時讀。
再次是孟子。孔孟這兩部書,最簡單,但也最寶貴。如能把此兩書經常放在身邊,一天讀一二條,不過化上三五分鐘,但可得益無窮。此時的讀書,是各人自願的,不必硬求記得,也不為應考試,亦不是為着要做學問專家或是寫博士論文;這是極輕鬆自由的,只如孔子所言「默而識之」便得。
只這樣一天天讀下,不要以為沒有什麼用;如像諸位毎天吃下許多食品,不必也不能時時去計算在裏面含有多少維他命,多少卡路里,只吃了便有益;讀書也是一樣。這只是我們一種私生活,同時卻是一種高尚享受。
孟子曾說過:「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連做皇帝王天下都不算樂事;那麼,看電影、中馬票,又算得什麼?但究竟孟子所說的那三件樂事是什麼?我們不妨翻讀一下孟子,把他的話仔細想一想,那實在是有意義的。
人生慾望是永遠不會滿足的;有人以為月入二百元能加至二百五十元就會有快樂;哪知等到你如願以償,你始覺得仍然不快樂——即使王天下,也一樣會不快樂。我們試讀歷史,便知很多帝王比普通人活得更不快樂。
做人確會有不快樂,但我們不能就此便罷,我們仍想尋求快樂。人生的真快樂,我勸諸位能從書本中去找;只化三兩塊錢到書店中去,便可買到論語孟子;即使一天讀一條,久之也有無上享受。
還有一部老子,全書只五千字。一部莊子,篇幅較巨,文字較深,讀來比較難;但我說的是業餘讀書,盡可不必求全懂。要知:即是一大學者,他讀書也會有不懂的;何況我們是業餘讀書;等於放眼看窗外風景,或坐在巴士輪渡中欣賞四周景物,隨你高興看什麼都好,不一定要全把外景看盡了,而且是誰也看不盡。
還有一部佛教禪宗的六祖壇經,是用語體文寫的,內中故事極生動,道理極深邃,化幾小時就可一口氣讀完,但也可時常精讀。
其次,還有朱子的近思錄與陽明先生的傳習錄。這兩部書,篇幅均不多,而且均可一條條分開讀。愛讀幾條便幾條。我常勸國人能常讀上述七部書。中國傳統所講修養精義,已盡在其內。而且此七書不論你做何職業,生活如何忙,都可讀。
今天在座年幼的同學們,只盼你們記住這幾部書名,亦可準備將來長大了讀。如果大家都能毎天抽出些時間來,有恆地去讀這七部書,准可叫我們脫胎換骨,走上新人生的大道去。
其次便是欣賞類的書。
風景可以欣賞,電影也可以欣賞,甚至品茶喝咖啡,都可有一種欣賞。我們對人生本身也需要欣賞,而且需要能從高處去欣賞。最有效的莫如讀文學作品,尤要在讀詩。這並非要求大家都做一個文學家;只要能欣賞。
諺語有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吟。」詩中境界,包羅萬象;不論是自然部分,不論是人生部分,中國詩里可謂無所不包;一年四季,天時節令,一切氣候景物,乃至飛潛動植,一枝柳,一瓣花,甚至一條村狗或一隻令人討厭的老鼠,都進入詩境,經過詩人筆下暈染,都顯出一番甚深情意,趣味無窮;進入人生所遇喜怒哀樂,全在詩家作品中。
當我們讀詩時,便可培養我們欣賞自然,欣賞人生,把詩中境界成為我們心靈欣賞的境界。如能將我們的人生投放沉浸在詩中,那真趣味無窮。
如陶淵明詩:
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這十個字,豈非我們在窮鄉僻壤隨時隨地可遇到!但我們卻忽略了其中情趣。經陶詩一描寫,卻把一幅富有風味的鄉村閒逸景象活在我們眼前了。
我們能讀陶詩,盡在農村中過活,卻可把我們帶進人生最高境界中去,使你如在詩境中過活,那不好嗎?
又如王維詩:
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
諸位此刻住山中,或許也會接觸到這種光景:下雨了,宅旁果樹上,一個個熟透了的果子掉下來,可以聽到「撲」「撲」的聲音;草堆里小青蟲經着雨潛進窗戶來了,在燈下唧唧地鳴叫着。這是一個蕭瑟幽靜的山中雨夜,但這詩中有人。
上面所引陶詩,背後也有人。只是一在山中,一在村中;一在白天,一在晚上。諸位多讀詩,不論在任何境遇中,都可喚起一種文學境界,使你像生活在詩中,這不好嗎?
縱使我們也有不能親歷其境的,但也可以移情神遊,於詩中得到一番另外境界,如唐詩: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那不是一幅活的人生畫像嗎?那不是畫的人,卻是畫的人生。那一幅人生畫像,活映在我們眼前,讓我們去欣賞。在我想,欣賞一首詩,應比欣賞一張電影片有味,因其更可使我們長日神遊,無盡玩味。
不僅詩如此,即中國散文亦然。諸位縱使只讀一本唐詩三百首、只讀一本古文觀止也好;當知我們學文學,並不為自己要做文學家。
因此,不懂詩韻平仄,仍可讀詩。讀散文更自由。學文學乃為自己人生享受之用,在享受中仍有提髙自己人生之收穫,那真是人生一秘訣。
第三是博聞類。
這類書也沒有硬性規定;只求自己愛讀,史傳也好,遊記也好,科學也好,哲學也好,性之所近,自會樂讀不倦,增加學識,廣博見聞,年代一久,自不尋常。
第四是新知類。
我們生在這時代,應該隨時在這時代中求新知。這類知識,可從現代出版的期刊雜誌上,乃至報章上找到。這一類更不必詳說了。
第五是消遣類。
其實廣義說來,上面所提,均可作為消遣;因為這根本就是業餘讀書,也可說即是業餘消遣。但就狹義說之,如小說、劇本、傳奇等,這些書便屬這一類。如諸位讀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可作是消遣。
上面已大致分類說了業餘所當讀的書。但諸位或說生活忙迫,能在什麼時讀呢?其實人生忙,也是應該的;只在能利用空閒,如歐陽修的三上,即:枕上、廁上和馬上。
上床了,可有十分一刻鐘睡不着;上洗手間,也可順便帶本書看看;今人不騎騾馬,但在舟車上讀書,實比在馬上更舒適。
古人又說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者晴之餘。現在我們生活和古人不同;但每人必有很多零碎時間,如:清晨早餐前,傍晚天黑前,又如臨睡前;一天便有三段零碎時間了。恰如一塊布,裁一套衣服以後,餘下的零頭,大可派作別的用場。
另外,還有周末禮拜天,乃及節日和假期;尤其是做教師的還有寒暑假。這些都可充分利用,作為業餘讀書時間的。假如毎日能節約一小時,十年便可有三千六百個小時。
又如一個人自三十歲就業算起,到七十歲,便可節餘一萬四千四百個小時,這不是一筆了不得的大數目嗎?現在並不是叫你去吃苦做學問,只是以讀書為娛樂和消遣,亦像打麻雀、看電影,哪會說沒有時間的!
如果我們讀書也如打麻雀、看電影般有興趣、有習慣,在任何環境任何情況下都可讀書。這樣,便有高的享受,有好的娛樂,豈非人生一大佳事!讀書只要有恆心,自能培養出興趣,自能養成為習慣,從此可以提髙人生境界。這是任何數量的金錢所買不到的。
今日香港社會讀書空氣實在太不夠,中年以上的人,有了職業,便不再想到要進修,也不再想到業餘還可再讀書。
我希望諸位能看重此事,也不妨大家合作,有書不妨交換讀,有意見可以互相傾談。如此,更易培養出興趣。只消一年時間,習慣也可養成。
我希望中年以上有職業的人能如此,在校的青年們他日離了學校亦當能如此,那真是無上大佳事。循此以往,自然人生境界都會高,人生情味都會厚。人人如此,社會也自成為一好社會。
我今天所講,並不是一番空泛的理論,只是我個人的實際經驗。今天貢獻給各位,願與大家都分享這一份人生的無上寶貴樂趣

錢穆於民國56年(1967年)在復興中國文化會第十次學術的演講辭

Friday, February 10, 2017

聖經與哲學

聖經是以生命信仰為核心的特殊啟示,是神的智慧,特殊恩典。
哲學是以理性思考為原則的一般啟示,是人的智慧,普遍恩典。
聖經的終極關懷是神的國,永恆的生命。
哲學的終極關懷是地上國,文化的價值。
聖經與哲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但不必然是對立的。
他們之間也能彼此相呼應,彼此相容。他們是分治而又聯盟的兩個王國。

東方哲學

孔子,孟子(上古),朱熹(中古),王陽明(近代)

西方哲學

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上古),多瑪斯(中古),康德(近代)

朱熹與多瑪斯的哲學可謂天命人文主義
既有天道的思維也有人文倫理的價值觀。
這是可以與聖經敬天愛人的思想相對應的哲學
雖然這並非使人得救的永生之道,
但哲學是維持一般性普遍秩序的文化之道。
儒家思想維繫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文化傳統,其價值不可輕易抹殺。希臘哲學更是西方文化一大源頭,也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有其無法忽視的存在價值。哲學有哲學的地盤,哲學的地盤就是以理性思考為原則的一般啟示,他探討的是文化中的原則性問題,哲學的終極關懷是地上國,文化的價值。雖然哲學家,百家爭鳴,難有統一定論,然以上哲學家各為東西哲學之主幹。一個普世性統合性的哲學架構應該就在他們之間。

哲學的任務就是從理性思考去發現自然法的原則,在實踐中去體現自然法的原則。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人需要內在生命,這就引進了信仰的必要性。人文主義有其先天的內在限制,人文主義需要在上帝之光的啟示與照耀,進行一個再啟蒙運動,唯有認識上帝,才能知道自己。兩百年前,歐洲人離棄上帝,轉向希臘的理性主義的哲學思想,他們以為他們見到光明,但他們所遇見的其實並不是生命之光,而是理性之光。理性之光是生命之光的反映,就如月光之於日光,但上帝之光才是源頭。我並不否認理性的價值,那也是上帝賦予人類的天賦,用以管理這個世界。哲學或理學必須在上帝之光的光照之下才能有正確的發展。聖經是基礎,站在正確的基礎,然後才能說,勇敢地使用理性。

天: 宗教,哲學
物: 科學,技術
人: 歷史,社會科學
文: 語文,藝術

我想從宗教與哲學的探討確立基督教人文主義的立場,然後逐一探討科技,社會,文藝等主題。

聖經的天是有位格,有生命的道。
哲學講的天則是形而上的原理,是無位格,無生命的道。
這是兩者的最大的不同。哲學是人類的理性思考。若沒有生命,理性思考還是虛空。所以聖經與哲學,兩者需既分割,又合作。
我雖不否認哲學的價值,我也很有興趣,但哲學是個龐大的主題,恐怕我也沒太多時間去研究這個主題,只能蜻蜓點水。其實每一個學問何嘗不都要時間的投入,但人的時間是有限的。我有基督教與西方思想,梯利與Coplesten的西方哲學史,羅光主教的中國哲學思想史能把這幾本讀完,抓個大方向就可以了。



牟宗三言:「儘管我們說朱夫子的格物窮理之路不對,他過分重視<道問學>也不恰當,但他畢竟還是個大理學家,他的腦筋是荀子的腦筋思路,也有點類似柏拉圖的型態,但是中國學問所發展得方向與西方不同,儒家由孔孟開始,首先表現的是海德格(Heidegger)所謂的<方向倫理>論語、孟子、中庸、易傳都屬於方向倫理,而後來的周廉溪、張橫渠、程明道、胡五峰、陸象山、王陽明、劉蕺山所講的,也都是方向倫理,方向倫理在西方是由康德開始的,康德以前的倫理學,海德格稱之為<本質倫理>,這個名詞用的很恰當,後者是由本質方面來決定道德法則,決定什麼是善,這正好是康德所要扭轉的,在西方,首先出現的是本質倫理,柏拉圖所講的就是本質倫理,正如康德說,是以存有論的圓滿(ontological perfection)來決定善,以存有來決定善,康德則反過來不以存有來決定善,因此由康德開始,才有方向倫理,但儒家一開始就出現了方向倫理,到朱夫子才出現本質倫理,正好與西方的先後次序相反,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在先秦時荀子就是講本質倫理,但是荀子在先秦沒有取得正宗的地位,而後來的理學家也不喜歡他,其實朱夫子應當喜歡荀子,因為他們都講本質倫理,就儒家而言,這顯然不是正宗,但無論如何,講本質倫理而成為柏拉圖或聖多瑪,也不容易,朱子講本質倫理,重視客觀存有,這也不壞,也有其價值,正如柏拉圖.聖多瑪在西方也有其價值一樣,但是儘管有價值,正確不正確的是非標準仍然要分別,而不能含混.。」(《中國哲學十九講》,一九八三年十月初版,台灣學生局發行,404~405頁)

這是牟宗三對東西哲學的一個重要的判斷,用方向倫理與本質倫理來判定哲學立場。牟宗三說朱熹是別子為宗,但中國歷史足足有六百年是以朱熹為正統哲學,是宋代理學之集大成者。如果朱熹對四書的解釋,不夠正統,那無異說這六百年,所有的讀書人都被朱熹誤導了,因為他們最重要的教科書就是朱熹的四書集注。牟宗三是陸王,錢穆是程朱。余英時也談過他們的路線是不同的。朱熹是中國的亞里斯多德與多馬斯,都是承先啟後之集大成者。朱熹是繼承孔孟,還是別子為宗,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你屬程朱,你當然就承認其正統性。程朱的理學是援道入儒,陸王的心學是援佛入儒。但中國哲學到目前還無法整合這兩條路線。

聖經是神的啟示,位階高於哲學。只是信仰是特殊恩典,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得救的恩典,就地上國的運作而言,哲學仍具有普遍恩典的意義。但我想我還是把哲學放在歷史與社會研究的領域。哲學經典如四書,也是國文的一環。切割聖經與文化於不同範疇,讓上帝的歸上帝,地上的歸地上,不要讓哲學思想與聖經產生混淆與辯論。讓哲學止步於地上國的關懷。


讀朱熹哲學,我有如此的感受。朱熹說萬物皆有一個道理,你要去明白這個道理,尊德行而後道學問,道德理想是大方向,但知識才能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否則都只是道德理想,無法落實。光是道德理想,沒有知識,理想無法實現於客觀世界。沒有道德理想,知識也沒辦法真正有益於世界。宋明理學與文藝復興都是在復興古典時代的人文主義,宋明理學在復興先秦儒家與道家思想,文藝復興則在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再發現。朱熹對理的認識和亞里斯多德對形式的理解是十分接近的,多瑪斯使亞里斯多德哲學的理性主義與基督教神學的信仰能結合而平行發展是文藝復興的突破點,他們對知識的理想,卻到了現代的科學發展,才使人類實質地掌握了萬物之理。利瑪竇的天主實義是以理學與多瑪斯的角度來介紹天主教的佳作。這是西方宣教士在深入了解中國文化後,找到天主教對中國文化的切入點。利瑪竇其實是非常成功的,他能帶領徐光啟這個士大夫信主,說明他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了解。而徐光啟也深明基督教與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價值,將許多西方文明介紹到中國。利瑪竇與徐光啟實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範人物。利瑪竇也將儒學與理學介紹到西方,也對後來的萊布尼茲與啟蒙運動起了一定的作用。五四時代自認是中國的啟蒙運動,把理學當作舊時代吃人的禮教而唾棄,而西方的啟蒙運動卻把理學當作理性宗教的楷模而尊崇。這真是歷史的嘲諷。理性宗教乃是基於一般啟示的宗教,康德所謂實踐理性的宗教,哲學性的宗教有其一定的價值,這是普遍啟示與普遍恩典,這是一般性社會道德的理性根基,但這不能取代神向人啟示的啟示宗教,這才是使人得救的信仰。

鄔昆如是天主教的哲學家,他讓我看到基督教哲學思考的可能與價值。他是我讀台大時的哲學系系主任,他是國民黨的哲學家,我以前只是看他是個國民黨政治打手。但我想他也是天主教的哲學家,我最近讀他的東西,他有他的哲學思考,還是一個值得學習的對象,他對台灣的哲學界有他的貢獻。輔仁大學的于斌校長很注重天主教與中國哲學,西方哲學智慧的匯合。這也是我現在讀哲學努力的方向。年輕的時候讀哲學,百家齊放的哲學思想,不免使我困惑,當我信主的時候,我就放棄了哲學。但如今我比較沒有這個困惑了,因為有了基督信仰為中心,在哲學上做統合性的思考,其實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的。我最近重新考慮研讀哲學的價值。


Saturday, January 28, 2017

聖經與聖道

聖經與聖道的平行閱讀

聖經與四書五經存在一個對應的類似:

舊約          五經

律法書      尚書 禮紀     民族的起源與生活的規範
歷史書      春秋              在歷史記載中評判歷史人物
詩歌          詩經              以詩歌來表達內心的情感
先知書      易經              預言

新約                     四書

福音書                 論語   一個承先啟後的夫子
保羅書信             孟子   繼續闡明夫子的教訓
一般書信             荀子   辯證闡明夫子的教訓

神學                      理學: 理氣論   基本原理的闡述
實踐神學              理學: 工夫論   實踐原理的闡述

西周相當於舊約時代,是初創的時代。
東周相當於新約時代,是完成的時代。
宋朝相當於宗教改革,是革新的時代。

周公制禮作樂相當於摩西頒布律法。
歷代西周王相當於以色列諸王。
孔子相當於耶穌。
孟子相當於保羅。
荀子相當於雅各。
二程相當於馬丁路德。
朱熹相當於加爾文。

比較聖經與聖道:
強調其相應的價值:敬天與愛人
也比較其相異之處:特殊啟示與一般啟示
聖道是上帝在賜聖經給中國人之前的一般啟示

我一直在思考哲學的價值何在,一般啟示的原理?
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哲學對奧古斯丁與多瑪斯神學有很大的影響,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也對宗教改革有正面的影響,這似乎說明特殊啟示與一般啟示並非必然衝突。

神學與儒學之間是否也有可能有如此的交流呢?
哲學也有可能成為神學與文化之間的一道橋梁。
有時候我擔心哲學成為異端的溫床,但神學也可以成為哲學的判準。聖經是普世性的永恆價值,聖道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

Wednesday, January 11, 2017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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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国民党台湾地区行政当局为了“复兴中华文化”而开展的思想文化运动,也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大陆南昌发动的“新生活运动”的延续。
国民党声称该运动是“为了保护中华文化,并与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
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人联名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为中华文化复兴节。
1967年7月台湾各界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国家文化总会”)发起大会,推举蒋介石先生任会长。台湾文化人在国民党指示下推出了所谓“中华文化、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三位一体论”,“确认中国国民党是维护中华文化的正统代表”。
1990年以来在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冲击下这个“文化复兴运动”已经被大部分台湾人忘却,近乎消失。[1] 
中文名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文化复兴节
每年11月12日
发起时间
1967年7月
目    的
“为了复兴中华文化”
式    微
李登辉上台后

目录

  1. 1 背景
  2. ▪ 思想
  3. ▪ 现实
  4. 2 宗旨目标
  1. 3 主要过程
  2. ▪ 伦理
  3. ▪ 民生
  4. ▪ 教育
  1. ▪ 生活
  2. 4 评价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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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国民党的创建者是孙中山先生。从这位革命先行者的思想看,至少在理论上国民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维持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中国文化中的“国”与“天下”是两个概念。一姓的江山终结了,继之而起的统治者并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反而必须到其中去为自己的政权寻求合法性基础。孙中山先生在与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谈话中强调,“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而发扬光大”。从其最重要的著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看,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文学说主要是通过引证儒家学说而得以论证阐扬的。
孙中山
其论民族主义云:“民族主义的基础是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并“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础,去感化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他的民权主义也异于西方文化中以个体为本位的天赋人权论。他认为民权的真义是一种通过法律达成的社会公正,把天生的不平等(体力智力的差异)与人为的不平等(贫富贵贱)在法律上平等。他的民生主义既不同于否定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也区别于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是主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追求“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东方社会理想。
这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致中和”的哲学思维和“求大同”的仁爱精神在特定时代的具体体现和落实。正统的性善论实际是以文化为人的本质。孙氏的基本认知亦是如此:“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于是“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因为“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故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中占据核心地位。《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儒家的理想,亦是孙氏唯生论的完满体现。
孙氏对东西方文化的分野十分清楚,他有着坚强的民族自信心,反对全盘西化。在一次讲演中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一种主张功利强权的霸道文化;东方化则是讲仁义道德的王道文化。 儒家的文化理想表达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平民的愿望,因而总是寄望于圣贤将它付诸实现,政治上表现为精英主义或贤人政治。孙氏十分欣赏行井田的王莽和行新法的王安石,认为这些“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但二十世纪初期的内忧外患使这位临时大总统有名无实,无所施其仁。
著名学者艾森斯塔特在《传统、变革与现代性》中将国民党1927—1937这十年的工作特点概括为“新传统主义”。说它“仍是按照传统主义的方式来定义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中的中心象征,并将由革新性群体所形成的新象征和取向的内部整合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这时的艾氏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单线进化论者,他所谓的“新象征和取向”即是欧美文化。所以,他的贬评正说明了国民党不仅在理论上,同时在实践上与传统文化确是颇有渊源。
1952年,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把“保卫中国
蒋介石在台北办公
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复兴基地”建设的工作重点。当然,这一切者是在“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政体下实施。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交,台湾的经济已趋稳定。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发展。现代性是社会的稳定因素,现代化过程却因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而常常引起社会动荡。台湾社会的危机来自以欧美社会为发展参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极端的地方势力“台独派”。 [2] 

现实

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曾经是国民党的忠实盟友。但当他们对当局的政治批评发展到与地方势力全作组建“在野党”时,这种盟友关系也就走向了反面。由于这个群体本身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当局对《自由中国》杂志的查封,他们也就基本销声匿迹了。
《文星》杂志可视为这个群体的回声或余响。其主角李敖把这一种思想或思路发展到了极端,即全盘西化,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李敖的激烈言辞风动一时,反映了经济强壮,文化贫血的台湾社会思想的迷惘。当时世界上风头正劲的将传统与现代作二元划分的现代化理论,为这种思想提供了认知上的基础。依此理论,工业化过程即是西化过程。在相当长时间内,它误导着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中的国家和地区。
但更为严峻的挑战来自“台独”势力。由于历史的原因,台岛近代以来长期孤悬海外,殖民文化有一定影响。“二·二八事件”和国民党政权的大播迁使台湾的人口自然地划分为台湾人和外省人两大块。土地赎买政策使台湾本地人在工商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增加强了他们表达自己意愿的渴望和能力。以彭明敏、廖文毅等为代表的“台独”运动在美国、日本等国际势力的支持鼓励下,将内部的政治矛盾放大为一般的文化乃至种族冲突。他们鼓吹:“台湾与大陆分离太久,文化习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国人”;“台湾应由台籍人执政”,“台湾前途由1800万台湾人决定”等等。
凡此种种不能不激发以中华文化卫道者自居的国民党当局的警觉:经济起飞已经开始,但它将把所谓“中华民国”带向何方?从内部说,这种警醒和自觉乃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以发起的最深刻的动因(从外部说,还有大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作用)[2]  。

宗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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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伦理道德为淑世之本。其最具体的行为表征,就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徽章
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其最重要的哲学基础是“仁”字。
(二)以民主自由为福国之则,有全国共同遵守的大法即“中华民国宪法”,使政治举措有常轨。要国会能自由行使其职权,使法律之效力能永固。归于民治,树立法治。
(三)以科学技术为正德利用厚生之实,其终极目的,在于养民。养民之道,不外衣、食、住、行、育、乐六项,故特以此六项科学化之建设,为正德、利用、厚生之张本。

主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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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

蒋中正不仅为这场运动制定了思想纲领,还亲自出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会长。 他说:“中华文化之基础,一为伦理;故日‘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其始也,固在‘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且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二为民主;故日:‘民为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乃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为科学,此即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故孔子以为政之急者,莫大于使民富且寿。而致富且寿道,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耳。余笃信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也。”
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有经有权,有常有变。孔孟荀所称道的三代礼乐文化,内圣与外王之道是统一的。但到宋明理学之后,二者渐趋分离,使儒学仅仅成为一种心性修养功夫。孙中山先生以革命先行者的胆识和气魄,勾勒出了孔子以仁爱为哲学基础,以大同为社会理想的新形象,为儒学在现代的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但是,作为其政治纲领的三民主义,最初只是三个十分具体的目标(“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缺少理论的超越性。稍后,将它们定义为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则又完全失去了中华文化自身的特征。
蒋中正的这一段讲话的意义即在于,在孙氏的三民主义思想框架里,把东
晚年蒋介石
方和西方的文化精华整合到一起,从而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文化展模式落实为贯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纲领。蒋氏据此纲领,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基本路线是“守经知常,创新应变”,表明复兴不是复古,一方面要发扬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外来文化之积极因素。它的前途是“吸收中西文化的精髓,融合一种新型的第三种文化。” 由蒋氏亲自挂帅,党政要员担纲的文复会从“发扬伦理道德,培养法治观念,促进生产建设”三个层面展开工作。这里的伦理道德较之“三纲五常”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孙中山尝谓,“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文复会秘书长谷凤翔则说,“要健全社会,必须以孝弟仁爱的精神维护家庭伦常关系”,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精神建设互助尽已的大同社会。所谓“促进生产建设”,也不只是单纯经济发展,而是指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即“实施充分就业,做到均富安和”。至于“培养法治观念”,主要是指促进社会由“训政”向“宪政”的过渡。

民生

尽管伦理建设表现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头戏,但实际并不表现为“运动”形式的民生主义经济实践,才是这一运动更为本质的内容。 同是儒教资本主义,在日本,儒学是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在民间促成了东方式的管理文化的形成;在台湾,却是通过三民主义而被最高当局当作社会发展的价值标准,自觉追求“东方式现代化”。这自然要“先立乎其大者”。在运动的领导者乃至孙中山先生看来,“大者”就是中庸之德,以大同社会为终极目标的民生主义经济。
中国历史上没有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传统。“均富安和”的文化理想决定了执政当局必然在市场经济的生产和分配过程扮演某种解色,来发挥协调和均衡的作用,而不可能象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鼓吹的那样,放纵个人行为,相信物竞天择即可自然而然形成合理的制度格局。台湾官方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政策是根据民生主义而制定的,是计划性自由经济”。所谓自由,是指允许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所谓计划则是指公营经济以社会责任为动作轴心,二者公私相协互补,共同促进。从均富安和的社会发展目标出发,对自由的民营经济并不完全放任。当局一方面节制个人资本,防止两极分化,一方面又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有学者将此民生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对照,认为:资本主义偏于个体和自由,社会主义偏于群体和公平,民生主义则同时兼顾二者。换言之,在解决公平与效率这背反之二律的问题上,民生主义是取其中道,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这种思想有着传统文化的背景依托。《易传·系辞》谓:“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及万民。”“富民”与“教民”是政府的本分和义务。孙中山从“正德、利用、厚生”的人文主义出发,提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1)个人企业;2)国家经营。他特别强调,“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解决生产问题,分配问题也是要同时注意的”。毫无疑问,孙氏“实业计划”中的“分配社会化”,必须以相当规模之分营经济的存在为前提。1958年,台湾分营企业产值为全部工业产值的50%。随着民营企业的飞速发展,这个比率逐渐下降,但是在70年代降至20%左右时,便稳定下来。
他认为,“政治的内容,综合起来讲,就不外国计民生四个字”。但他并没据此即认为政治家即等于经济管理之专门人才。傅高义注意到,从表面上讲,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机关。但在实际上,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一部分受到技术训练的官员们被赋予极大的权力,指导工业的发展。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台湾的44位最高层经济计划官员中,有43位是大学毕业;其中52%在美国取得学位,9%在欧洲取得学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官员中工程师的比例较经济学家为高。因为民生主义并不崇拜市场,而注重社会系统工程的协调,强调政府在获得科技成果,为重点项目分配资金和指导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有研究者将尹仲容、李国鼎这样的专家比作传统的儒家谋士。
正是由于这种儒家谋士的存在,才使政府投资中公营事业的高投资比率得到维持,才使台湾经济的民生主义性质得到组织上的保证。在石油危机和世界范围内经济衰退的1974年和1975年,台湾经济大幅下跌,外贸出现巨额逆差。但十分注重协调就业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关系的台湾决策机构并没象一般资主本义国家那样,用裁减员工的手段以保证收入的增长,也没有通过压低工资以维持充分就业,而是通过由政府采取财政与金融措施,动用公营经济力量,保证老百姓在困难时期亦能争取就业率与收入的同步增加。
改革开放后,大陆主流典籍和辞书都以肯定的态度作诠释:“台湾当局开展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际结果是关注和思考中华历史文化作的行为,运动促进了台湾同胞越来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台湾文化人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上是付出努力的,至少强调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是不能分割的。

教育

文复会设有众多专门机构,各司其职,如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负责伦理道德之发扬工作的是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1967年,文复会即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青年生活规范”三十条。“规范”包括通则、食、衣、住、行五大部分,斟古酌今,均是按照可行性原则,以培养健全优秀的国民为目的。此后,文复会又制定了“国民生活须知”,对全体国民在食、衣、住、行、育、乐诸日常生活方面出了基本要求。1970年,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重视教育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台湾当局对教育实行经费保证和法律保证。1969年,义务教育从六年延长至九年。这不仅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在社会生根。孙中山认为语文教育是统一国家,团结民族的重要工具。蒋介石亦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亡国先亡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台湾教育部门为增强民族认同,培养民族自信心,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为重的政策,自小学至大专院校,均讲授《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及《国民思想》等课程,冀使中国文化和道德“得以生根阐扬”。

生活

台湾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后,1986年文复会又通过“现代国民生活纲要”,指出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的目标是;“提升现代化的国民素质,建立现代化的幸福家庭,缔造现代化的社会国家”。针对工商社会物质主义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侵蚀,这场“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重点推行孝弟、勤俭、礼节、秩序与整洁诸德日,希望借此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重视家庭伦理,增进社会和谐。尤其是希望能通过发扬孝道,由孝亲而推广为爱人,以至于爱国爱民族,“使世界人类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鼓舞群伦,相与为善”。
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之落根处在家,中国文化复兴之着力处亦必在家”。工商社会使人与人的关系日趋理性化,人文资源日渐稀缺。东方式的现代社会应该具有经济与伦理二元合一的特征。文复会将蒋介石去世的四月定为“教孝月”,以促进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民族的团结,堪称为中华文化培根固本之举。文复会的具体措施有评选孝行楷模、编印《孝行传真》、鼓励三代同堂制度,建宗祠修族谱等等。八十年代,又会同教育部门推出了“加强家庭教育的五年计划”。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在台湾不但每逢孔子诞辰岛内孔庙要举行庆典,其他一些节日社会名流均要举办诗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热时还常常吟诗唱和[2]  。
也因为有这样的氛围,才有钱穆、徐复观、牟宗三等这些国
台北“中正纪念堂”蒋介石像
学大家在台湾开馆收徒,带出一批批国学传人;才培养出林怀民和“云门舞集”,演绎出《薪传》、《九歌》、《水月》这样现代和古典完美结合的作品;才孕育出李安这样的著名导演,拍摄出《卧虎藏龙》这样意蕴悠长的电影;才滋养出方文山等著名词曲作者,创作出《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样宋词小令般典雅凄艳的歌曲,引领华语乐坛的中国风[2]  。
然而,台湾社会同样也遭遇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浪潮进一步侵蚀。李登辉、陈水扁上台后,大力推行“去中国化”与“去蒋化”,主张“非断奶不可”。历经浮沉后,传统文化在台湾影响日渐式微[2]  。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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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推行,迄今已十三年,成绩如何?社会人士自有公正之定评;惟在此有必要一言者: 第一,文化复兴导向了正确的路线,伦理、民主、科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亦为三民主义思想的本质;复兴中华文化,即须切实的实践三民主义。
第二,文化复兴促进了文化的蓬勃,过去国际人士谓台湾是文化沙漠,现在台湾各种文物活动,各种书刊印行、各种演讲会、座谈会、观摩会、展览会…的举办,几乎每日都有,随时可见,造成国家一普遍中兴景象。
第三,文化复兴抬高了我国台湾地区的文化声誉和地位,在国际上,台湾被认为是保存中国优良传统文化最丰富的地方,增加了国际学者仰慕台湾,崇敬台湾,甚至热爱台湾而增加了来台观光人士的数量,改变了国际学者对台湾的观感。
负责伦理道德发扬工作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则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 蒋中正非常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为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学校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岛内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中正给各个学校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冀使传统文化生根发芽。
蒋中正在台湾倡导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客观上促进了台湾地区中华文明的发展传承,但也将一些封建糟粕保留了下来,另外国民党台湾当局没有处理好中华文化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对“山胞”(原住民)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也激化了台湾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本不存在的族群矛盾,为“台独”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作为反制新当局大力推行“去中国化”与“去蒋化”,不能不说是蒋介石的台湾当局始料未及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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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以文化為旗幟——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述評 澄之



臺灣當局於1966年底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到80年代中後期隨著蔣經國先生的去世已告一段落。這是一場兼具政治和文化雙重屬性的社會運動。從政治層面講,它旨在追求“中華文化——三民主義——中華民國”三位一體的政治目標。從文化層面看,它實際展現了“中華文化復興——三民主義實踐——儒教資本主義建立”的東方式現代化發展模式。

我們正是立足於後者,對此運動作一述評。

思想背景和現實背景

國民黨的創建者是孫中山先生。從這位革命先行者的思想看,至少在理論上國民黨與中國傳統文化維持著深厚的淵源關係。


中國文化中的“國”與“天下”是兩個概念。一姓的江山終結了,繼之而起的統治者並不能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準則,反而必須到其中去為自己的政權尋求合法性基礎。

孫中山先生在與第三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的談話中強調,“中國有一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而發揚光大”。從其最重要的著作《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看,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孫文學說主要是通過引證儒家學說而得以論證闡揚的。

其論民族主義云:“民族主義的基礎是以仁愛為中心的道德”,並“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感化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他的民權主義也異于西方文化中以個體為本位的天賦人權論。他認為民權的真義是一種通過法律達成的社會公正,把天生的不平等(體力智力的差異)與人為的不平等(貧富貴賤)打成平等。他的民生主義既不同於否定私有制的共產主義,也區別于完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而是主張“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追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東方社會理想。

這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致中和”的哲學思維和“求大同”的仁愛精神在特定時代的具體體現和落實。正統的性善論實際是以文化為人的本質。孫氏的基本認知亦是如此:“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於是“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因為“民生是社會一切活動的原動力”,故民生主義在三民主義中佔據核心地位。《禮記•禮運篇》所描述的大同社會是儒家的理想,亦是孫氏唯生論的完滿體現。孫氏對東西方文化的分野十分清楚,他有著堅強的民族自信心,反對全盤西化。在一次講演中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一種主張功利強權的霸道文化;東方化則是講仁義道德的一道文化。

儒家的文化理想表達的是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平民的願望,因而總是寄望于聖賢將它付諸實現,政治上表現為精英主義或賢人政治。孫氏十分欣賞行井田的王莽和行新法的王安石,認為這些“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但二十世紀初期的內憂外患使這位臨時大總統有名無實,無所施其仁。1952年,從大陸潰退台島後的國民黨第七次全體代表大會,把“保衛中國文化”,“實行民主憲政”,“平均社會財富”作為“復興基地”建設的工作重點。當然,這一切者是在“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專制政體下實施。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交,臺灣的經濟已趨穩定。但經濟發展並不等於社會發展。現代性是社會的穩定因素,現代化過程卻因導致社會結構的重組而常常引起社會動盪。臺灣社會的危機來自(1)以歐美社會為發展參照的“西化派”(自由派)知識份子;和(2)極端的地方勢力“台獨派”。

以胡適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西化派曾經是國民黨的忠實盟友。但當他們對當局的政治批評發展到與地方勢力全作組建“在野黨”時,這種盟友關係也就走向了反面。由於這個群體本身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隨著當局對《自由中國》雜誌的查封,他們也就基本銷聲匿跡了。

《文星》雜誌可視為這個群體的回聲或餘響。其主角李敖把這一種思想或思路發展到了極端,即全盤西化,否定自身的文化傳統。李敖的激烈言辭風動一時,反映了經濟強壯,文化貧血的臺灣社會思想的迷惘。當時世界上風頭正勁的將傳統與現代作二元劃分的現代化理論,為這種思想提供了認知上的基礎。依此理論,工業化過程即是西化過程。在相當長時間內,它誤導著第二次工業化浪潮中的國家和地區。

但更為嚴峻的挑戰來自“台獨”勢力,。由於歷史的原因,台島近代以來長期孤懸海外,殖民文化有一定影響。“二•二八”事件和國民黨政權的大播遷使臺灣的人口自然地劃分為臺灣人和外省人兩大塊。土地贖買政策使臺灣本地人在工商經濟格局中佔有重要地位,市場經濟的發展更增加強了他們表達自己意願的渴望和能力。以彭明敏、廖文毅等為代表的“台獨”運動在美國、日本等國際勢力的支持鼓勵下,將內部的政治矛盾放大為一般的文化乃至種族衝突。他們鼓吹:“臺灣與大陸分離太久,文化習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國人”;“臺灣應由台籍人執政”,“臺灣前途由1800萬臺灣人決定”等等。凡此種種不能不激發以中華文化衛道者自居的國民黨當局的警醒與自覺,:經濟起飛已經開始,但它將把“中華民國”帶向何方?從內部說,這種警醒和自覺乃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以發起的最深刻的動因(從外部說,還有大陸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作用)。

運動的展開:倫理建設

前文介紹的思想和現實背景實際已暗示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要解決的問題及其所要採取的形式。蔣介石不僅為這場運動制定了思想綱領,還親自出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會長。

他說:“中華文化之基礎,一為倫理;故日‘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其始也,固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且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棄者皆有所養’。二為民主;故日:‘民為貴’,‘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乃日‘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三為科學,此即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故孔子以為政之急者,莫大于使民富且壽。而致富且壽道,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耳。余篤信倫理、民主、科學乃三民主義思想之本質,亦即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基石也。”

傳統文化包羅萬象,有經有權,有常有變。孔孟荀所稱道的三代禮樂文化,內聖與外王之道是統一的。但到宋明理學之後,二者漸趨分離,使儒學僅僅成為一種心性修養功夫。孫中山先生以革命先行者的膽識和氣魄,勾勒出了孔子以仁愛為哲學基礎,以大同為社會理想的新形象,為儒學在現代的復興開闢了廣闊前景。但是,作為其政治綱領的三民主義,最初只是三個十分具體的目標(驅除撻虜;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缺少理論的超越性。稍後,將它們定義為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則又完全失去了中華文化自身的特徵。

蔣介石的這一段講話的意義即在於,在孫氏的三民主義思想框架裡,把東方和西方的文化精華整合到一起,從而將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文化展模式落實為貫通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同時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綱領。蔣氏據此綱領,提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基本路線是“守經知常,創新應變”,表明復興不是復古,一方面要發揚傳統,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外來文化之積極因素。它的前途是“吸收中西文化的精髓,融合一種新型的第三種文化。”由蔣氏親自掛帥,黨政要員擔綱的文復會從“發揚倫理道德,培養法治觀念,促進生產建設”三個層面展開工作。這裡的倫理道德較之“三綱五常”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包括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孫中山嘗謂,“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文復會秘書長谷鳳翔則說,“要健全社會,必須以孝弟仁愛的精神維護家庭倫常關係”,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愛精神建設互助盡已的大同社會。所謂“促進生產建設”,也不只是單純經濟發展,而是指社會生活水準的提高,即“實施充分就業,做到均富安和”。至於“培養法治觀念”,主要是指促進社會由“訓政”向“憲政”的過渡。

文復會設有眾多專門機構,各司其職,如學術出版促進委員會負責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輕一代普及學術精華。負責倫理道德之發揚工作的是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1967年,文復會即發起了“復興中華文化青年實踐運動,”制定出“青年生活規範”三十條。“規範”包括通則、食、衣、住、行五大部分,斟古酌今,均是按照可行性原則,以培養健全優秀的國民為目的。此後,文復會又制定了“國民生活須知”,對全體國民在食、衣、住、行、育、樂諸日常生活方面出了基本要求。1970年,經過修訂的“國民禮儀範例”正式頒行,把對青年的培養目標擴展為全社會的生活理想。

重視教育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臺灣當局對教育實行經費保證和法律保證。1969年,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至九年。這不僅有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文化在社會生根。孫中山認為語文教育是統一國家,團結民族的重要工具。蔣介石亦指示“國文是一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意”。亡國先亡史。日據時期,臺灣的學校禁讀中國史,光復以後,臺灣教育部門為增強民族認同,培養民族自信心,堅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為重的政策,自小學至大專院校,均講授《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及《國民思想》等課程,冀使中國文化和道德“得以生根闡揚”。

臺灣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後,1986年文復會又通過“現代國民生活綱要”,指出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的目標是;“提升現代化的國民素質,建立現代化的幸福家庭,締造現代化的社會國家”。針對工商社會物質主義對人的精神生活的侵蝕,這場“現代國民生活運動”重點推行孝弟、勤儉、禮節、秩序與整潔諸德日,希望借此使人們確立生活準則,注意身心修持,重視家庭倫理,增進社會和諧。尤其是希望能通過發揚孝道,由孝親而推廣為愛人,以至於愛國愛民族,“使世界人類認識我們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鼓舞群倫,相與為善”。

著名社會學家金耀基先生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之落根處在家,中國文化復興之著力處亦必在家”。工商社會使人與人的關係日趨理性化,人文資源日漸稀缺。東方式的現代社會應該具有經濟與倫理二元合一的特徵。文復會將蔣介石去世的四月定為“教孝月”,以促進家庭的和睦,社會的和諧,民族的團結,堪稱為中華文化培根固本之舉。文復會的具體措施有評選孝行楷模、編印《孝行傳真》、鼓勵三代同堂制度,建宗詞修族譜等等。八十年代,又會同教育部門推出了“加強家庭教育的五年計劃”。

當局重孝,確有“推此孝順之心,擴大為民族感情,為民族盡大孝”的考慮和作用,但同時也包含有移孝作忠,為專制党國尋求社會基礎的動機。在體制上,國民黨政權與其它專制國家的差別只在程度上。但從其五十年代以來的實踐看,卻屬於享延頓所謂的新權威主義,亦即傳統文化所謂的賢人政治。從二個角度可以對這種新權威主義表示理解。其一是台島孤懸海外,需要某種權威維持其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其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極易發生的“發展病”,諸如通貨膨脹、失業、分配不公和社會脫序等,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機構加以預防克服,為現代化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保障。

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在述及臺灣社會和政治後來演變時寫道:“與共產主義不同,臺灣在實現工業化以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鬆了政治控制,實行民主化。在臺灣工業化頭幾十年中取得巨大經濟發展和對財富的公平分配,使臺灣當局獲得更大的民眾支持,這種支持在其它後起工業化國家中是很少見的”。因為這時的臺灣社會結構中,中產階級佔有主導地位,保證了民主程序不致淪為各種利益落差過大之社群間進行鬥爭的手段,而是社會協調發展的保障。這應歸功於民生主義的實踐。

運動的展開:民生的建設

儘管倫理建設表現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重頭戲,但實際並不表現為“運動”形式的民生主義經濟實踐,才是這一運動更為本質的內容。

同是儒教資本主義,在日本,儒學是作為一種社會資源,在民間促成了東方式的管理文化的形成;在臺灣,卻是通過三民主義而被最高當局當作社會發展的價值標準,自覺追求“東方式現代化”。這自然要“先立乎其大者”。在運動的領導者乃至孫中山先生看來,“大者”就是中庸之德,以大同社會為終極目標的民生主義經濟。

中國歷史上沒有個體本位的自由主義傳統。“均富安和”的文化理想決定了執政當局必然在市場經濟的生產和分配過程扮演某種解色,來發揮協調和均衡的作用,而不可能象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鼓吹的那樣,放縱個人行為,相信物競天擇即可自然而然形成合理的制度格局。臺灣官方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政策是根據民生主義而制定的,是計劃性自由經濟”。所謂自由,是指允許民營經濟的自由發展;所謂計畫則是指公營經濟以社會責任為動作軸心,二者公私相協互補,共同促進。從均富安和的社會發展目標出發,對自由的民營經濟並不完全放任。當局一方面節制個人資本,防止兩極分化,一方面又平均地權,使“耕者有其田”。有學者將此民生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經濟進行對照,認為:資本主義偏于個體和自由,社會主義偏於群體和公平,民生主義則同時兼顧二者。換言之,在解決公平與效率這背反之二律的問題上,民生主義是取其中道,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

這種思想有著傳統文化的背景依託。《易傳•繫辭》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及萬民。”“富民”與“教民”是政府的本分和義務。孫中山從“正德、利用、厚生”的人文主義出發,提出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1)個人企業;2)國家經營。他特別強調,“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要解決生產問題,分配問題也是要同時注意的”。毫無疑問,孫氏“實業計畫”中的“分配社會化”,必須以相當規模之分營經濟的存在為前提。1958年,臺灣分營企業產值為全部工業產值的50%。隨著民營企業的飛速發展,這個比率逐漸下降,但是在70年代降至20%左右時,便穩定下來。

蔣介石認為,“政治的內容,綜合起來講,就不外國計民生四個字”。但他並沒據此即認為政治家即等於經濟管理之專門人才。傅高義注意到,從表面上講,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是經濟政策的最高決策機關。但在實際上,1949年後的幾十年中,一部分受到技術訓練的官員們被賦予極大的權力,指導工業的發展。在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臺灣的44位最高層經濟計畫官員中,有43位是大學畢業;其中52%在美國取得學位,9%在歐洲取得學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官員中工程師的比例較經濟學家為高。因為民生主義並不崇拜市場,而注重社會系統工程的協調,強調政府在獲得科技成果,為重點專案分配資金和指導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有研究者將尹仲容、李國鼎這樣的專家比作傳統的儒家謀士。

正是由於這種儒家謀士的存在,才使政府投資中公營事業的高投資比率得到維持,才使臺灣經濟的民生主義性質得到組織上的保證。在石油危機和世界範圍內經濟衰退的1974年和1975年,臺灣經濟大幅下跌,外貿出現巨額逆差。但十分注重協調就業增長率與收入增長率關係的臺灣決策機構並沒象一般資主本義國家那樣,用裁減員工的手段以保證收入的增長,也沒有通過壓低工資以維持充分就業,而是通過由政府採取財政與金融措施,動用公營經濟力量,保證老百姓在困難時期亦能爭取就業率與收入的同步增加。

論者注意到,“臺灣在經濟發展、產業政策、貿易方式上採取一套非常精緻細密的干預及鼓勵政策。臺灣的奇跡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結果,而是指導型經濟所產生的結果。”這種指導既體現在生產上,也體現在分配上。臺灣當局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作為促進社會之均富安和的重要一環。統計資料顯示,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而財產收入的比重則在總比重中呈下降趨勢。80年代初,“臺灣研考會”所做的第五次現代化調查表明,臺灣地區有56%的民眾主觀上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臺北和高雄兩個人口逾百萬的“院轄市”,在1988年則有94%的人口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 節制資本而又鼓勵民營實業,於是導致了中小企業的繁榮。1982年,臺灣中小企業占全部企業總數的99.5%,占全部從業人數的70%。全部附加值的55%和出口總額的65%。這些中小企業不僅是臺灣經濟的基礎,也是臺灣社會發展的基礎。從文化角度看,中國傳統家庭的通財之義,節儉之德,以及光宗耀祖的成就動機結構,均有助於零細資本的集中和積累,促成農業人口向工商業(手工業、加工業和零售業)轉變。臺灣經濟發展的決策者意識到並利用了這種文化資源。

曾經有人認為日本儒學以忠為核心,中國儒學以孝為核心,所以日本的儒學能夠促進經濟發展,中國的儒學則構成經濟發展的障礙。中日儒學的差別源於中日社會結構的不同。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家——社區——國家”,日本的家則是一種家督主義,相當於中國社會結構中的擬血緣結構(社區),而不是血統主義的家庭。臺灣的經驗證明,以孝為核心的家庭跟以忠為核心的企業一樣,可能對經濟生產及其過程發生積極的推動作用。並且,由於孝是一種互相對待的愛的天性或情感,故能成為“德之基”。儘管在企業文化層面它容易導致“裙帶風”諸消極影響,但卻能夠昇華出具有普遍意義的仁,為社會生活提供價值標準,維持人性的完整、自然和豐富。

民既富,則教以禮讓,因為作為三民方義理想的大同社會並不僅僅是就物質文明而言,同時包含著“講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文明因素。王道事業,就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即《易傳》所謂“正家而天下定”。

社會變遷往往以文化變遷為形式。傳統文化的符號價值系統,經過重新闡釋與建構,能夠成為新型文化中的積極因素,而此文化的連續性又使社會變遷過程中群體的文化認同得到維持。臺灣經驗之實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追求的理想之間不免存在差距,但客觀地說,其成就已遠遠超過了單純文化認同的維持,而是通過三民主義的接引過渡,使有著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化的價值在現代世界重新得到確認。

幾點啟示

國民黨迄今的歷史可以劃分為在大陸和在臺灣兩個階段,失敗成功,判然分明。但成敗的原因卻同在其處理政治與文化的關係:以文化價值作為政治運作的軸心,“政作民之所好”,則興;反之,把集團利益置於天下人利益之上,“政作民之所惡”,則敗。



王夫之《讀通鑒論》論文化與政治之關係雲:“儒者之道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而互為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分,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亡。”儒者雖能“以人存道而道不亡”,但其為天下蒼生計,總是要經世致用“為王者師”,希望“天下以道而治”。但是,千百年來,道統總是受到政統的抑壓摧折,故朱熹憤激而言日:“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即是如此。只是一敗再敗之後,退居一隅痛定思痛,才終有所悟而回心向道。在這“匪惟由人,蓋亦天數”的感喟之中,得道者昌,逆道者亡,應視為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帶來的最重要的啟示。

文化與經濟的互動在理論上說可以在三個層面進行,即管理文化的建設,經濟學范式的建立和社會發展模式的設計。就東亞那些可以稱作儒教資本主義的國家和地區來說,日本的突出成就在管理文化方面。新加坡達到了第二個層面,即儒學精神滲透到其所使用的經濟理論範式之中。但是,唯有臺灣,是先立乎其大者,把儒學的社會理想自覺當作追求的目標,因此,不僅文化與經濟的互動在多層面立體進行,而且幾十年努力的成功,直接成為中華古老文化的復興。這樣的運動,是不能僅僅局限在學術界和教育界,亦不是僅僅靠民間社會自發地發展,還必須有政府的宣導,有政治領導者的自覺;上下貫通,多管齊下,形成一種時代潮流。這是啟示之二。

中國大陸改革已結束了“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主義,而開始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這種理論的提出,標誌著中共在建國方略不僅已經拋棄了史達林模式,也已開始反思具有濃厚歐洲中心論色彩的社會歷史發展的五階段學說。但究竟什麼才是中國特色呢?竊以為它不應是指相對於經典理論中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生產力高度發展而為言的“人口多、底子薄”,那只不過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缺乏信心的託辭。中國特色在其文化,在其獨具特點的社會理想和人生原則。明乎此,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東方式現代化社會模式及其道路的具體化。

如果這一切能夠成立,那麼,啟示之二對我們就是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適者生存的市場是人的自然。市場理性是一種盲目的必然力量,它要求把一切事、物和價值乃至人本身商品化。中國文化是一種人文主義,強調“化性起偽”。“偽”即是文化,是對自然之性的超越。“均富安和”是人的文化理想,而不是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它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好的”中央政府來保障它的實現。

全盤西化不僅不是必然的,也遠不是必要的。現代化之初,發展水準的地區差異,群體差異都帶有一定必然性。在社會結構重組的過程中,民主是一把雙刃劍,極有可能毀掉發展本身。因此,新權威主義不僅無法回避,我們也必須承認它的某種合理性。不能不承認,只有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我們才能進入“政治——經濟——社會”三者相互促進的良性迴圈圈。這是啟示之三。

最後的啟示來自對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反思。也許國民黨當民確實是在效法先王力行仁政,但卻不能因此即自以為聖王再世,而把一切與自己不同的聲音均斥為異端。儒學是建設的,執著的,亦是批判的,反思的。作為三民主義之實踐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民權主義方面乏善可陳,因而遭致了象徐複觀這樣政,這場運動的發展無疑會更健康,成果亦更豐碩。也許我們期待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