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是以理性思考為原則的一般啟示，是人的智慧，普遍恩典。
聖經的終極關懷是神的國，永恆的生命。
哲學的終極關懷是地上國，文化的價值。
聖經與哲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但不必然是對立的。
他們之間也能彼此相呼應，彼此相容。他們是分治而又聯盟的兩個王國。
東方哲學
孔子，孟子(上古)，朱熹(中古)，王陽明(近代)
西方哲學
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上古)，多瑪斯(中古)，康德(近代)
朱熹與多瑪斯的哲學可謂天命人文主義
既有天道的思維也有人文倫理的價值觀。
這是可以與聖經敬天愛人的思想相對應的哲學
雖然這並非使人得救的永生之道，
但哲學是維持一般性普遍秩序的文化之道。
儒家思想維繫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文化傳統，其價值不可輕易抹殺。希臘哲學更是西方文化一大源頭，也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有其無法忽視的存在價值。哲學有哲學的地盤，哲學的地盤就是以理性思考為原則的一般啟示，他探討的是文化中的原則性問題，哲學的終極關懷是地上國，文化的價值。雖然哲學家，百家爭鳴，難有統一定論，然以上哲學家各為東西哲學之主幹。一個普世性統合性的哲學架構應該就在他們之間。
哲學的任務就是從理性思考去發現自然法的原則，在實踐中去體現自然法的原則。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人需要內在生命，這就引進了信仰的必要性。人文主義有其先天的內在限制，人文主義需要在上帝之光的啟示與照耀，進行一個再啟蒙運動，唯有認識上帝，才能知道自己。兩百年前，歐洲人離棄上帝，轉向希臘的理性主義的哲學思想，他們以為他們見到光明，但他們所遇見的其實並不是生命之光，而是理性之光。理性之光是生命之光的反映，就如月光之於日光，但上帝之光才是源頭。我並不否認理性的價值，那也是上帝賦予人類的天賦，用以管理這個世界。哲學或理學必須在上帝之光的光照之下才能有正確的發展。聖經是基礎，站在正確的基礎，然後才能說，勇敢地使用理性。
天: 宗教，哲學
物: 科學，技術
人: 歷史，社會科學
文: 語文，藝術我想從宗教與哲學的探討確立基督教人文主義的立場，然後逐一探討科技，社會，文藝等主題。
聖經的天是有位格，有生命的道。
哲學講的天則是形而上的原理，是無位格，無生命的道。
這是兩者的最大的不同。哲學是人類的理性思考。若沒有生命，理性思考還是虛空。所以聖經與哲學，兩者需既分割，又合作。
我雖不否認哲學的價值，我也很有興趣，但哲學是個龐大的主題，恐怕我也沒太多時間去研究這個主題，只能蜻蜓點水。其實每一個學問何嘗不都要時間的投入，但人的時間是有限的。我有基督教與西方思想，梯利與Coplesten的西方哲學史，羅光主教的中國哲學思想史能把這幾本讀完，抓個大方向就可以了。
牟宗三言：「儘管我們說朱夫子的格物窮理之路不對，他過分重視<道問學>也不恰當，但他畢竟還是個大理學家，他的腦筋是荀子的腦筋思路，也有點類似柏拉圖的型態，但是中國學問所發展得方向與西方不同，儒家由孔孟開始，首先表現的是海德格(Heidegger)所謂的<方向倫理>論語、孟子、中庸、易傳都屬於方向倫理，而後來的周廉溪、張橫渠、程明道、胡五峰、陸象山、王陽明、劉蕺山所講的，也都是方向倫理，方向倫理在西方是由康德開始的，康德以前的倫理學，海德格稱之為<本質倫理>，這個名詞用的很恰當，後者是由本質方面來決定道德法則，決定什麼是善，這正好是康德所要扭轉的，在西方，首先出現的是本質倫理，柏拉圖所講的就是本質倫理，正如康德說，是以存有論的圓滿(ontological perfection)來決定善，以存有來決定善，康德則反過來不以存有來決定善，因此由康德開始，才有方向倫理，但儒家一開始就出現了方向倫理，到朱夫子才出現本質倫理，正好與西方的先後次序相反，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在先秦時荀子就是講本質倫理，但是荀子在先秦沒有取得正宗的地位，而後來的理學家也不喜歡他，其實朱夫子應當喜歡荀子，因為他們都講本質倫理，就儒家而言，這顯然不是正宗，但無論如何，講本質倫理而成為柏拉圖或聖多瑪，也不容易，朱子講本質倫理，重視客觀存有，這也不壞，也有其價值，正如柏拉圖.聖多瑪在西方也有其價值一樣，但是儘管有價值，正確不正確的是非標準仍然要分別，而不能含混.。」(《中國哲學十九講》，一九八三年十月初版，台灣學生局發行，404~405頁)
這是牟宗三對東西哲學的一個重要的判斷，用方向倫理與本質倫理來判定哲學立場。牟宗三說朱熹是別子為宗，但中國歷史足足有六百年是以朱熹為正統哲學，是宋代理學之集大成者。如果朱熹對四書的解釋，不夠正統，那無異說這六百年，所有的讀書人都被朱熹誤導了，因為他們最重要的教科書就是朱熹的四書集注。牟宗三是陸王，錢穆是程朱。余英時也談過他們的路線是不同的。朱熹是中國的亞里斯多德與多馬斯，都是承先啟後之集大成者。朱熹是繼承孔孟，還是別子為宗，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你屬程朱，你當然就承認其正統性。程朱的理學是援道入儒，陸王的心學是援佛入儒。但中國哲學到目前還無法整合這兩條路線。
聖經是神的啟示，位階高於哲學。只是信仰是特殊恩典，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得救的恩典，就地上國的運作而言，哲學仍具有普遍恩典的意義。但我想我還是把哲學放在歷史與社會研究的領域。哲學經典如四書，也是國文的一環。切割聖經與文化於不同範疇，讓上帝的歸上帝，地上的歸地上，不要讓哲學思想與聖經產生混淆與辯論。讓哲學止步於地上國的關懷。
讀朱熹哲學，我有如此的感受。朱熹說萬物皆有一個道理，你要去明白這個道理，尊德行而後道學問，道德理想是大方向，但知識才能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否則都只是道德理想，無法落實。光是道德理想，沒有知識，理想無法實現於客觀世界。沒有道德理想，知識也沒辦法真正有益於世界。宋明理學與文藝復興都是在復興古典時代的人文主義，宋明理學在復興先秦儒家與道家思想，文藝復興則在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再發現。朱熹對理的認識和亞里斯多德對形式的理解是十分接近的，多瑪斯使亞里斯多德哲學的理性主義與基督教神學的信仰能結合而平行發展是文藝復興的突破點，他們對知識的理想，卻到了現代的科學發展，才使人類實質地掌握了萬物之理。利瑪竇的天主實義是以理學與多瑪斯的角度來介紹天主教的佳作。這是西方宣教士在深入了解中國文化後，找到天主教對中國文化的切入點。利瑪竇其實是非常成功的，他能帶領徐光啟這個士大夫信主，說明他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了解。而徐光啟也深明基督教與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價值，將許多西方文明介紹到中國。利瑪竇與徐光啟實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範人物。利瑪竇也將儒學與理學介紹到西方，也對後來的萊布尼茲與啟蒙運動起了一定的作用。五四時代自認是中國的啟蒙運動，把理學當作舊時代吃人的禮教而唾棄，而西方的啟蒙運動卻把理學當作理性宗教的楷模而尊崇。這真是歷史的嘲諷。理性宗教乃是基於一般啟示的宗教，康德所謂實踐理性的宗教，哲學性的宗教有其一定的價值，這是普遍啟示與普遍恩典，這是一般性社會道德的理性根基，但這不能取代神向人啟示的啟示宗教，這才是使人得救的信仰。
鄔昆如是天主教的哲學家，他讓我看到基督教哲學思考的可能與價值。他是我讀台大時的哲學系系主任，他是國民黨的哲學家，我以前只是看他是個國民黨政治打手。但我想他也是天主教的哲學家，我最近讀他的東西，他有他的哲學思考，還是一個值得學習的對象，他對台灣的哲學界有他的貢獻。輔仁大學的于斌校長很注重天主教與中國哲學，西方哲學智慧的匯合。這也是我現在讀哲學努力的方向。年輕的時候讀哲學，百家齊放的哲學思想，不免使我困惑，當我信主的時候，我就放棄了哲學。但如今我比較沒有這個困惑了，因為有了基督信仰為中心，在哲學上做統合性的思考，其實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的。我最近重新考慮研讀哲學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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