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由中華民國政府啟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本質上是一場由官方主導、旨在與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進行文化對抗的龐大社會工程。這場運動將「儒家倫理」與「三民主義」結合，深化至台灣的教育體制、公共生活與藝文發展中。
時至今日，雖然台灣已歷經本土化與民主化轉型，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教育與文化層面所奠定的基礎，仍留下了極深遠的歷史遺產與結構性影響：
一、 對現代教育體制的深遠影響
1. 國文與歷史教育的經典化（中華文史道統）
- 文言文與古典選文的高比例：運動期間，教育部大量編篡以《四書》、儒家經典及唐宋八大家為主的國文教材。這使得台灣數代學生奠定了極為紮實的文言文閱讀與古漢語寫作能力。
- 「中華哲學思想史」的普及：透過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四書精選）等必修課程，將孔孟思想直接納入現代國民教育，形塑了台灣社會重視典籍讀解與哲學思考的傳統。
2. 「生活教育」與「道德規範」的制度化
- 《國民生活須知》與禮儀規範：
運動推行委員會制定《國民生活須知》與《國民禮儀范例》，將傳統「禮義廉恥」細化為衣食住行的行為準則。 - 校園倫理與生活習慣：校園中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訓示、敬師尊長、升旗典禮、秩序與清潔競賽等日常儀式，均是在此時期被制度化並延續至今，奠定了台灣社會高素質、重禮節與守秩序的集體心理。
3. 大型學術與典籍整理工程
- 古籍翻譯與普及：推委會出版《中國歷代思想家》、《中國歷代忠孝人物故事》，並推動經典英譯與海外傳播。
- 引進西方學術與科學譯介：
運動並非單純保守復古，同時也翻譯了大批西方政經、科學與哲學著作（如李約瑟《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推動了現代學術譯介規範。
二、 對現代文化與社會氛圍的具體影響
1. 典藏與傳統藝術的保存與精進
- 故宮文物與中華正統：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在運動期間成為展示中華文化正統的重要地標，促進了文物考古、藝術史研究與古典文物維護技術的成熟。
- 傳統戲曲與國樂的系統化：設立國劇推行委員會、中華國樂會等機構，推動京劇、崑曲及國樂的專業化人才培養與劇本整理，為後來台灣精緻戲曲（如當代傳奇劇場、國光劇團）的創新奠定了底蘊。
2. 形成「典雅中文」與台灣現代文學風格
- 文藝創作者的思想資糧：台灣1970–80年代的許多作家（如朱天文、朱天心、張曉風、余光中等）與文化人，皆成長於文化復興運動的教育環境中。他們將古典詩詞的意境、儒家的人性關懷與現代文學技巧融合，形成了台灣現代文學中極具特色、典雅且深富文化底蘊的語感。
3. 國際形象：保留中華傳統文化的樞紐
- 「文化中華」的國際名片：海外學者與觀光客長年將台灣視為保留正統中國傳統文化（繁體字、古典文史、傳統節慶禮俗）最完整的地區。這種文化資源也成為台灣發展文創產業（如茶文化、漢唐樂舞、琉璃藝術）的重要養分。
三、 歷史轉向與後續反思
儘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典籍整理與國民素養上有其正面價值，但它在當時也帶來了政治與文化的雙重局限：
- 壓制本土語言與在地文化：在強調「中華大一統」的政治氛圍下，台語（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語言文化在學校與媒體中受到嚴格限制（如「推行國語運動」），對台灣多元族群文化的發展造成了不可逆的傷害。
- 黨國政治意識形態附庸：文化運動被賦予了強烈的反共政治動員任務，部分傳統價值被工具化以維持威權統治的合法性。
- 90年代後的轉型（李登輝時期）：
解嚴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於1991年改組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現為中華文化總會）。在李登輝及後續政府主政下，該機構不再獨尊儒家與大一統思想，而是轉向「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將中華文化視為台灣多元文化（包含原住民、客家、閩南、外來及西洋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
總結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雖然始於政治動機，但其客觀結果是將中國古典文學、儒家倫理與生活禮儀深植於台灣的教育體系與社會基因中。這使得現代台灣在經歷解嚴與本土化運動後，並未徹底撕裂與傳統文化的聯繫，反而形成了一種「兼具傳統儒家溫良恭儉讓素養、西洋民主法治意識與在地多元文化」的獨特台灣現代文化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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