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小的時候讀書，差不多每個小孩都有一條書籤，上面寫十個字，這十個字最普遍的就是“讀書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現在這種書籤雖不用，三到的讀書法卻依然存在。不過我以為讀書三到是不夠的；須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它來說一說。
眼到是要個個字認得，不可隨便放過。這句話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實很不容易。讀中國書時，每個字的一筆一畫都不放過。近人費許多功夫在校勘學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筆一畫而已。讀外國書要把a，b，c，d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說這是很難的。如有人翻譯英文，把“port”看作“pork”，把“oats”看作“oaks”，於是葡萄酒一變而為豬肉，小草變成了大樹。說起來這種例子很多，這都是眼睛不精細的結果。書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細認字，就不必讀書。眼到對於讀書的關係很大，一時眼不到，貽害很大，並且眼到能養成好習慣，養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來。前人說口到是要唸到爛熟背得出來。我們現在雖不提倡背書，但有幾類的書，仍舊有熟讀的必要；如心愛的詩歌，如精彩的文章，熟讀多些，於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響。讀此外的書，雖不須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來，中國書如此，外國書更要如此。唸書的功用能使我們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構造，句中各部分的關係。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兩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讀好的小說尚且要如此，何況讀關於思想學問的書呢？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義如何？何以如是？這樣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裝置及思想的方法的幫助。要做到這一點，須要有幾個條件：
（1）字典，辭典，參考書等工具要完備。這幾樣工具雖不能辦到，也當到圖書館去看。我個人的意見是奉勸大家，當衣服，賣田地，至少要置備一點好的工具。比如買一本韋氏大字典，勝於請幾個先生。這種先生終身跟著你，終身享受不盡。
（2）要作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識，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構造，方才懂得它的意義。
（三）有時要比較參考，有時要融會貫通，方能瞭解。不可但看字面。一個字往往有許多意義，讀者容易上當。
例如“turn”這字：作外動字解有十五解，作內動字解有十三解，作名詞解有二十六解，共五十四解，而成語不算。
又如“strike”：作外動字解有三十一解，作內動字解有十六解，作名詞解有十八解，共六十五解。
又如“go”字最容易了，然而這個字：作內動字解有二十二解，作外動字解有三解，作名詞解有九解，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須要加以考究的例。英文字典是完備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幾個意義呢？這就非比較上下文，或貫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較英文更難，現在舉幾個例：
祭文中第一句“維某年月日”之“維”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說它是虛字。《詩經》裡“維”字有二百多，必需細細比較研究，然後知道這個字有種種意義。
又《詩經》之“於”字，“之子于歸”、“鳳凰于飛”等句，“於”字究作何解？非仔細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道，但在《詩經》中就發生問題，必須比較，然後知“言”字為聯接字。諸如此例甚多。中國古書很難讀，古字典又不適用，非是用比較歸納的研究方法，我們如何懂得呢？
總之，讀書要會疑，忽略過去，不會有問題，便沒有進益。
宋儒張載說：“讀書先要會疑。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他又說：“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又說：“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宋儒程頤說：“學原於思。”
這樣看起來，讀書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難，只怕沒有疑難。工具要完備，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難了。
現在要說手到。手到就是要勞動勞動你的貴手。讀書單靠眼到，口到，心到，還不夠的；必須還得自己動動手，才有所得。例如：
（1）標點分段，是要動手的。
（2）翻查字典及參考書，是要動手的。
（3）做讀書札記，是要動手的。札記又可分四類：
（1）抄錄備忘。
（2）作提要，節要。
（3）自己記錄心得。張載說：“心中苟有所開，即便札記。不則還塞之矣。”
（4）參考諸書，融會貫通，作有系統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說：發表是吸收智識和思想的絕妙方法。吸收進來的智識思想，無論是看書來的，或是聽講來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們自己的東西。自己必須做一番手腳，或做提要，或做說明，或做討論自己重新組織過，申敘過，用自己的語言記述過——那種智識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我可以舉一個例。你也會說“進化”，他也會談“進化”，但你對於“進化”這個觀念的見解未必是很正確的，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許只是一種“道聽途說”，也許只是一種時髦的口號。這種知識算不得知識，更算不得是“你的”知識。假使你聽了我這句話，不服氣，今晚回去就去遍翻各種書籍，仔細研究進化論的科學上的根據；假使你翻了幾天書之後，發憤動手，把你研究所得寫成一篇讀書札記；假使你真動手寫了這麼一篇《我為什麼相信進化論》的札記列舉了：
一，生物學上的證據；二，比較解剖學上的證據；三，比較胚胎學上的證據；四，地質學和古生物學上的證據；五，考古學上的證據；六，社會學和人類學上的證據。
到這個時候，你所有關於“進化論”的知識，經過了一番組織安排，經過了自己的去取敘述，這時候這些知識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我說，發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說，手到是心到的法門。
至於動手標點，動手翻字典，動手查書，都是極要緊的讀書秘訣，諸位千萬不要輕輕放過。內中自己動手翻書一項尤為要緊。我記得前幾年我曾勸顧頡剛先生標點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當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難，希望他標點一部書付印，賣幾個錢。那部書是很薄的一本，我以為他一兩個星期就可以標點完了。那知顧先生一去半年，還不曾交卷。原來他於每條引的書，都去翻查原書，仔細校對，註明出處，註明原書卷第，註明刪節之處。他動手半年之後，來對我說，《古今偽書考》不必付印了，他現在要編輯一部疑古的叢書，叫做“辨偽叢刊”。我很贊成他這個計畫，讓他去動手。他動手了一兩年之後，更進步了，又超過那“辨偽叢刊”的計畫了，他要自己創作了。他前年以來，對於中國古史，做了許多辨偽的文字；他眼前的成績早已超過崔述了，更不要說姚際恆了。顧先生將來在中國史學界的貢獻一定不可限量，但我們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我們可以說，沒有動手不勤快而能讀書的，沒有手不到而能成學者的。
第二要講什麼叫“博”。
什麼書都要讀，就是博。古人說：“開卷有益”，我也主張這個意思，所以說讀書第一要精，第二要博。我們主張“博”有兩個意思：
第一，為預備參考資料計，不可不博。
第二，為做一個有用的人計，不可不博。
第一，為預備參考資料計。
在座的人，大多數是戴眼鏡的。諸位為什麼要戴眼鏡？豈不是因為戴了眼鏡，從前看不見的，現在看得見了；從前很小的，現在看得很大了；從前看不分明的，現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荊公說得最好：
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答曾子固》）
他說：“致其知而後讀。”又說：“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即如《墨子》一書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學者懂得此書還不多。到了近來，有人知道光學，幾何學，力學，工程學……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許多部分是必須用這些科學的知識方才能懂的。後來有人知道了倫理學，心理學……懂得《墨子》更多了。讀別種書愈多，《墨子》愈懂得多。
所以我們也說，讀一書而已則不足以知一書。多讀書，然後可以專讀一書。譬如讀《詩經》，你若先讀了北大出版的《歌謠週刊》，便覺得《詩經》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讀過社會學，人類學，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讀過文字學，古音韻學，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讀過考古學，比較宗教學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你要想讀佛家唯識宗的書嗎？最好多讀點倫理學，心理學，比較宗教學，變態心理學。無論讀什麼書總要多配幾副好眼鏡。
你們記得達爾文研究生物進化的故事嗎？達爾文研究生物演變的現狀，前後凡三十多年，積了無數材料，想不出一個簡單貫串的說明。有一天他無意中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忽然大悟生存競爭的原則，於是得著物競天擇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給後世思想界打開一個新紀元。
所以要博學者，只是要加添參考的材料，要使我們讀書時容易得“暗示”；遇著疑難時，東一個暗示，西一個暗示，就不至於呆讀死書了。這叫做“致其知而後讀”。
第二，為做人計。
專工一技一藝的人，只知一樣，除此之外，一無所知。這一類的人，影響於社會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杆，只是一根孤拐，孤單可憐。
又有些人廣泛博覽，而一無所專長，雖可以到處受一班賤人的歡迎，其實也是一種廢物。這一類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張很大的薄紙，禁不起風吹雨打。
在社會上，這兩種人都是沒有什麼大影響，為個人計，也很少樂趣。
理想中的學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專門學問。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覽。博大要幾乎無所不知，精深要幾乎惟他獨尊，無人能及。他用他的專門學問做中心，次及於直接相關的各種學問，次及於間接相關的各種學問，次及於不很相關的各種學問，以次及毫不相關的各種泛覽。這樣的學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據最近《東方雜誌》第22卷第6號，147頁）高四百八十英呎（約150米），底邊各邊長七百六十四英呎（約233米）。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專門學問；從此點以次遞減，代表那旁收博覽的各種相關或不相關的學問。塔底的面積代表博大的範圍，精深的造詣，博大的同情心。這樣的人，對社會是極有用的人才，對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顥說的好：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台，須大做腳始得。
博學正所以“大其心使開闊”。我曾把這番意思編成兩句粗淺的口號，現在拿出來貢獻給諸位朋友，作為讀書的目標：
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
（原載於1925年4月18日《京報副刊》）
為什麼讀書
青年會叫我在未離南方赴北方之前在這裡談談，我很高興，題目是為什麼讀書。現在讀書運動大會開始，青年會揀定了三個演講題目。我看第二題目怎樣讀書很有興味，第三題目讀什麼書更有興味，第一題目無法講，為什麼讀書，連小孩子都知道，講起來很難為情，而且也講不好。所以我今天講這個題目，不免要侵犯其餘兩個題目的範圍，不過我仍舊要為其餘兩位演講的人留一些餘地。現在我就把這個題目來試一下看。我從前也有過一次關於讀書的演講，後來我把那篇演講錄略事修改，編入三集《文存》裡面，那篇文章題目叫做《讀書》，其內容性質較近於第二題目，諸位可以拿來參考。今天我就來試試為什麼讀書這個題目。
從前有一位大哲學家做了一篇《讀書樂》，說到讀書的好處，他說：“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意思就是說，讀了書可以做大官，獲厚祿，可以不至於住茅草房子，可以娶得年輕的漂亮太太（台下哄笑）。諸位聽了笑起來，足見諸位對於這位哲學家所說的話不十分滿意，現在我就講所以要讀書的別的原因。
為什麼要讀書？有三點可以講：第一，因為書是過去已經知道的智識學問和經驗的一種記錄，我們讀書便是要接受這人類的遺產；第二，為要讀書而讀書，讀了書便可以多讀書；第三，讀書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困難，應付環境，並可獲得思想材料的來源。我一踏進青年會的大門，就看見許多關於讀書的標語。為什麼讀書？大概諸位看了這些標語就都已知道了，現在我就把以上三點更詳細的說一說。
第一，因為書是代表人類老祖宗傳給我們的智識的遺產，我們接受了這遺產，以此為基礎，可以繼續發揚光大，更在這基礎之上，建立更高深更偉大的智識。人類之所以與別的動物不同，就是因為人有語言文字，可以把智識傳給別人，又傳至後人，再加以印刷術的發明，許多書報便印了出來。人的腦很大，與猴不同，人能造出語言，後來更進一步而有文字，又能刻木刻字；所以人最大的貢獻就是（留下）過去的智識和經驗，使後人可以節省許多腦力。非洲野蠻人在山野中遇見鹿，他們就畫了一個人和一隻鹿以代信，給後面的人叫他們勿追。但是把智識和經驗遺給兒孫有什麼用處呢？這是有用處的，因為這是前人很好的教訓。現在學校裡各種教科書，如物理、化學、歷史等等，都是根據幾千年來進步的智識編纂成書的，一年，兩年，或者三年，教完一科。自小學、中學，而至大學畢業，這十六年中所受的教育，都是代表我們老祖宗幾千年來得來的智識學問和經驗，所謂進化，就是叫人節省勞力，蜜蜂雖能築巢，能發明，但傳下來就只有這一點智識，沒有繼續去改革改良，以應付環境，沒有做格外進一步的工作。人呢，達不到目的，就再去求進步，而以前人的智識學問和經驗作參考。如果每樣東西，要個個人從頭學起，而不去利用過去的智識，那不是太麻煩嗎？所以人有了這智識的遺產，就可以自己去成家立業，就可以縮短工作，使有餘力做別的事。
第二點稍複雜，就是為讀書而讀書。讀書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讀書不能讀書，要能讀書才能多讀書。好比戴了眼鏡，小的可以放大，糊塗的可以看得清楚，遠的可以變為近。讀書也要戴眼鏡。眼鏡越好，讀書的瞭解力也越大。王安石對曾子固說：“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所以他對於本草，內經，小說，無所不讀，這樣對於經才可以明白一些。王安石說：“致其知而後讀。”
請你們注意，他不說讀書以致知，卻說，先致知而後讀書。讀書固然可以擴充知識；但知識越擴充了，讀書的能力也越大。這便是“為讀書而讀書”的意義。
試舉《詩經》作一個例子。從前的學者把《詩經》看作“美”“刺”的聖書，越講越不通。現在的人應該多預備幾副好眼鏡，人類學的眼鏡，考古學的眼鏡，文法學的眼鏡，文學的眼鏡。眼鏡越多越好，越精越好。例如“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我們若知道比較民俗學，便可以知道打了野獸送到女子家去求婚，是平常的事。又如“鐘鼓樂之，琴瑟友之”，也不必說什麼文王太姒，只可看作少年男子在女子的門口或窗下奏樂唱和，這也是很平常的事。再從文法方面來觀察，像《詩經》裡“之子于歸”，“黃鳥於飛”，“鳳凰于飛”的“於”字，此外，《詩經》裡又有幾百個的“維”字，還有許多“助詞”，“語詞”，這些都是有作用而無意義的虛字，但以前的人卻從未注意及此。這些字若不明白，《詩經》便不能懂。再說在《墨子》一書裡，有點光學、力學；又有點經濟學。但你要懂得光學，才能懂得墨子所說的光；你要懂得各種智識，才能懂得《墨子》裡一些最難懂的文句。總之，讀書是為了要讀書，多讀書更可以讀書。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讀書，怕讀難書。越難讀的書我們越要征服它們，把它們作為我們的奴隸或嚮導，我們才能夠打倒難書,這才是我們的“讀書樂”。若是我們有了基本的科學知識，那末，我們在讀書時便能左右逢源。我再說一遍，讀書的目的在於讀書，要讀書越多才可以讀書越多。
第三點，讀書可以幫助解決困難，應付環境，供給思想材料。知識是思想材料的來源。思想可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問。吃飯拉屎不用想，但逢著三叉路口，十字街頭那樣的環境，就發生困難了。走東或走西，這樣做或是那樣做，有了困難，才有思想。第二步要把問題弄清，究竟困難在那一點上。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決，這一步，俗話叫做出主意。但主意太多，都採用也不行，必須要挑選。但主意太少，或者竟全無主意，那就更沒有辦法了。第四步就是要選擇一個假定的解決方法。要想到這一個方法能不能解決。若不能，那末，就換一個；若能，就行了。這好比開鎖，這一個鑰匙開不開，就換一個；假定是可以開的，那末，問題就解決了。第五步就是證實。凡是有條理的思想都要經過這步，或是逃不了這五個階級。科學家要解決問題，偵探要偵探案件，多經過這五步。
這五步之中，第三步是最重要的關鍵。問題當前，全靠有主意（ideas）。主意從哪兒來呢？從學問經驗中來。沒有智識的人，見了問題，兩眼白瞪瞪，抓耳撓腮，一個主意都不來。學問豐富的人，見著困難問題，東一個主意，西一個主意，擠上來，湧上來，請求你錄用。讀書是過去智識學問經驗的記錄，而智識學問經驗就是要用在這時候，所謂養軍千日，用在一朝。否則，學問一些都沒有，遇到困難就要糊塗起來。例如達爾文把生物變遷現象研究了幾十年，卻想不出一個原則去整統他的材料。後來無意中看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說人口是按照幾何學級數一倍一倍的增加，糧食是按照數學級數增加，達爾文研究了這原則，忽然觸機，就把這原則應用到生物學上去，創了物競天擇的學說。讀了經濟學的書，可以得著一個解決生物學上的困難問題，這便是讀書的功用。古人說“開卷有益”，正是此意。讀書不是單為文憑功名，只因為書中可以供給學問知識，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困難，可以幫助我們思想。又譬如從前的人以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後來天文學家哥白尼卻主張太陽是世界的中心，繞著地球而行。據羅素說，哥白尼所以這樣的解說，是因為希臘人已經講過這句話；假使希臘沒有這句話，恐怕更不容易有人敢說這句話吧。這也是讀書的好處。有一家書店印了一部舊小說叫做《醒世姻緣》，要我作序。這部書是西周生所著的，印好在我家藏了六年，我還不曾考出西周生是誰，這部小說講到婚姻問題，其內容是這樣：有個好老婆，不知何故，後來忽然變壞，作者沒有提及解決方法，也沒有想到可以離婚，只說是前世作孽，因為在前世男虐待女，女就投生換樣子，壓迫者變為被壓迫者。這種前世作孽，起先相愛，後來忽變的故事，我彷彿什麼地方看見過。後來忽然想起《聊齋》一書中有一篇和這相類似的筆記，也是說到一個女子，起先怎樣愛著她的丈夫，後來怎樣變為凶太太，便想到這部小說大約是蒲留仙或是蒲留仙的朋友做的。去年我看到一本雜記，也說是蒲留仙做的，不過沒有多大證據。今年我在北京，才找到了證據。這一件事可以解釋剛才我所說的第二點，就是讀書可以幫助讀書，同時也可以解釋第三點，就是讀書可以供給出主意的來源。當初若是沒有主意，到了逢著困難時便要手足無措，所以讀書可以解決問題，就是軍事、政治、財政、思想等問題，也都可以解決，這就是讀書的用處。
我有一位朋友，有一次傍著燈看小說，洋燈裝有油，但是不亮，因為燈芯短了。於是他想到《伊索寓言》裡有一篇故事，說是一隻老鴉要喝瓶中的水，因為瓶太小，得不到水，它就銜石投瓶中，水乃上來，這位朋友是懂得化學的，於是加水於燈中，油乃碰到燈芯。這是看《伊索寓言》給他看小說的幫助。讀書好像用兵，養兵求其能用，否則即使坐擁十萬二十萬的大兵也沒有用處，難道只好等他們“兵變”嗎？
至於“讀什麼書”，下次陳鐘凡先生要講演，今天我也附帶的講一講。我從五歲起到了四十歲，讀了三十五年的書。我可以很誠懇的說，中國舊籍是經不起讀的。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四部的書已是汗牛充棟。究竟有幾部書應該讀，我也曾經想過。其中有條理有系統的精心結構之作，二千五百年以來恐怕只有半打。“集”是雜貨店，“史”和“子”還是雜貨店。至於“經”，也只是雜貨店，講到內容，可以說沒有一些東西可以給我們改進道德增進智識的幫助的。中國書不夠讀，我們要另開生路，辟殖民地，這條生路，就是每一個少年人必須至少要精通一種外國文字。讀外國語要讀到有樂而無苦，能做到這地步，書中便有無窮樂趣。希望大家不要怕讀書，起初的確要查閱字典，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繼續不斷做去，那末，在一二年中定可開闢一個樂園，還只怕求知的慾望太大，來不及讀呢。我總算是老大哥，今天我就根據我過去三十五年讀書的經驗，給你們這一個臨別的忠告。
（本文為1930年11月下旬胡適在上海青年會的演講，文稿經胡適校正，原載於1931年2月《現代學生》第1卷第5期）
找書的快樂
主席、諸位先生：
我不是藏書家，只不過是一個愛讀書，能夠用書的書生，自己買書的時候，總是先買工具書，然後才買本行書，換一行時，就得另外買一種書。今年我六十九歲了，還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那一門。是中國哲學呢，還是中國思想史？抑或是中國文學史？或者是中國小說史？《水經注》？中國佛教思想史？中國禪宗史？我所說的“本行”，其實就是我的興趣，興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書了。十一年前我離開北平時，已經有一百箱的書，大約有一兩萬冊。離開北平以前的幾小時，我曾經暗想著：我不是藏書家，但卻是用書家。收集了這麼多的書，捨棄了太可惜，帶吧，因為坐飛機又帶不了。結果只帶了一些筆記，並且在那一兩萬冊書中，挑選了一部書，作為對一兩萬冊書的紀念，這一部書就是殘本的《紅樓夢》。四本只有十六回，這四本《紅樓夢》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幾十年的書，到末了只帶了四本，等於當兵繳了械，我也變成一個沒有棍子，沒有猴子的變把戲的叫花子。
這十一年來，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書，加上歷年來自己新買的書，又把我現在住的地方堆滿了，但是這都是些不相干的書，自己本行的書一本也沒有。找資料還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語所的圖書館和別的圖書館，如台灣大學圖書館、中央圖書館等救急。
找書有甘苦，真偽費推敲
我這個用書的舊書生，一生找書的快樂固然有，但是，找不到書的苦處也嘗到過。民國九年（1920年）7月，我開始寫《水滸傳考證》的時候，參考的材料只有金聖歎的七十一回本《水滸傳》《征四寇》及《水滸後傳》等，至於《水滸傳》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還都沒有看到。等我的《水滸傳考證》問世的時候，日本才發現《水滸》的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同時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二十四回本。做考據工作，沒有書是很可憐的。考證《紅樓夢》的時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紅樓夢》都是一百二十回本。這種一百二十回本並非真的《紅樓夢》。曹雪芹四十多歲死去時，唯寫到八十回，後來由程偉元、高鶚合作，一個出錢，一個出力，完成了後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書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說：
世人都想看到《紅樓夢》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寶玉未娶，大家極想知道這本書的結局如何，但卻無人找到全的《紅樓夢》。近因程、高二人在一賣糖攤子上發現有一大卷舊書，細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尋無著的《紅樓夢》後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訂，與前八十回一併刊出。
可是天下這樣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說法不可靠。
考證《紅樓夢》，清查曹雪芹
三十年前我考證《紅樓夢》時，曾經提出二個問題，這是研究紅學的人值得研究的：一、《紅樓夢》的作者是誰？作者是怎樣一個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傳記有沒有可考的資料？曹雪芹所寫的那些繁華世界是有根據的嗎？還是關著門自己胡謅亂說？二、《紅樓夢》的版本問題，是八十回，還是一百二十回？後四十回是哪裡來的？那時候有七八種《紅樓夢》的考證，俞平伯、顧頡剛都幫我找過材料。最初發現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有程偉元序的乙本，其中並有高鶚的序文及引言七條，以後發現早一年出版的甲本，證明後四十回是高鶚所續，而由程偉元出錢活字刊印。又從其他許多材料裡知道曹雪芹家為江南的織造世職，專為皇室紡織綢緞，供給宮內帝后、妃嬪及太子、王孫等穿戴，或者供皇帝賞賜臣下，後來在清理故宮時，從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屜內發現若干檔案，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於皇帝派出的特務，負責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動態，由此可知曹家為闊綽大戶。《紅樓夢》中有一段說到王熙鳳和李嬤嬤談皇帝南巡，下榻賈家，可知是真的事實。以後我又經河南的一位張先生指點，找到楊鐘羲的《雪橋詩話》及《八旗經文》，以及有關愛新覺羅宗室敦誠、敦敏的記載，知道曹雪芹名霑、號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接著又找到了《八旗人詩抄》《熙朝雅頌集》，找到敦誠、敦敏兄弟賜送曹雪芹的詩，又找到敦誠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清抄未刪底本，其中有挽曹雪芹的詩，內有“四十年華付杳冥”句，下款年月日為甲申（即乾隆甲申二十九年，1764年）。從這裡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他的年齡為四十歲左右。
險失好材料，再評《石頭記》
民國十六年（1927年）我從歐美返國，住在上海，有人寫信告訴我，要賣一本《脂硯齋評石頭記》給我，那時我以為自己的資料已經很多，未加理會。不久以後和徐志摩在上海辦新月書店，那人又將書送來給我看，原來是甲戌年手抄再評本，雖然只有十六回，但卻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裡面有：“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甲年八月淚筆”的句子，指出曹雪芹逝於乾隆二十七年冬，即1763年2月12日：“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詩句，充分描繪出曹雪芹寫《紅樓夢》時的情態。脂硯齋則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二月我發表了《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之後，大家才注意到《脂硯齋評本石頭記》。不過，我後來又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從徐星署先生處借來一部庚辰秋定本脂硯齋四閱評過的《石頭記》，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本，八十回，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
談《儒林外史》，推贊吳敬梓
現在再談談我對《儒林外史》的考證：《儒林外史》是部罵當時教育制度的書，批評政治制度中的科舉制度。我起初發現的只有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的賦一卷（四篇），詩二卷（一三一首），詞一卷（四七首），拿這當做材料。但是在一百年前，我國的大詩人金和，他在跋《儒林外史》時，說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可是一般人都說《文木山房集》沒有刻本，我不相信，便託人在北京的書店找，找了幾年都沒有結果，到了民國七年（1918年）才在帶經堂書店找到。我用這本集子參考安徽《全椒縣誌》，寫成一本一萬八千字的《吳敬梓年譜》，中國小說傳記資料，沒有一個能比這更多的，民國十四年（1925年）我把這本書排印問世。
如果拿曹雪芹和吳敬梓二人作一個比較，我覺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吳敬梓的思想則是超過當時的時代，有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吳敬梓在《儒林外史》裡，嚴厲地批評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較科學化的觀念。
有計畫找書，考證神會僧
前面談到的都是沒有計畫的找書，有計畫的找書更是其樂無窮。所謂有計畫的找書，便是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方法去找書，現在再拿我找神會和尚的事做例子，這是我有計畫的找書：神會和尚是唐代禪宗七祖大師，我從《宋高僧傳》的慧能和神會傳裡發現神會和尚的重要，當時便作了個大膽的假設，猜想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只有在日本和敦煌兩地可以發現。因為唐朝時，日本派人來中國留學的很多，一定帶回去不少史料，經過“小心的求證”，後來果然在日本找到宗密的《圓覺大疏鈔》和《禪源諸詮集》，另外又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及倫敦的大英博物館發現數卷神會和尚的資料。知道神會和尚是湖北襄陽人，到洛陽、長安傳佈大乘佛法，並指陳當時的兩京法祖三帝國師非禪宗嫡傳，遠在廣東的六祖慧能才是真正禪宗一脈相傳下來的。但是神會的這些指陳不為當時政府所取信，反而貶走神會。剛好那時發生安史之亂，唐玄宗遠避四川，肅宗召郭子儀平亂，這時國家財政貧乏，軍隊餉銀只好用度牒代替，如此必須要有一位高僧宣揚佛法令人樂於接受度牒。神會和尚就擔任了這項推行度牒的任務。郭子儀收復兩京（洛陽、長安），軍餉的來源，不得不歸功神會。安史之亂平了後，肅宗迎請神會入宮奉養，並且尊神會為禪宗七祖，所以神會是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創作者，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勛。我所研究的《神會和尚全集》可望在明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最後，根據我個人幾十年來找書的經驗，發現我們過去的藏書的範圍是偏狹的，過去收書的目標集於收藏古董，小說之類決不在藏書之列。但我們必須瞭解瞭解，真正收書的態度，是要無所不收的。
（1959年12月27日在台灣“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上的演講）
讀書的習慣重於方法
讀書會進行的步驟，也可以說是採取的方式大概不外三種：
第一種是大家共同選定一本書本讀，然後互相交換自己的心得及感想。
第二種是由下往上的自動方式，就是先由會員共同選定某一個專題，限定範圍，再由指導者按此範圍擬定詳細節目，指定參考書籍。每人須於一定期限內作成報告。
第三種是先由導師擬定許多題目，再由各會員任意選定。研究完畢後寫成報告。
至於讀書的方法我已經講了十多年，不過在目前我覺得讀書全憑先養成好讀書的習慣。讀書無捷徑，是沒有什麼簡便省力的方法可言的。讀書的習慣可分為三點：一是勤，二是慎，三是謙。
勤苦耐勞是成功的基礎，做學問更不能欺己欺人，所以非勤不可。其次，謹慎小心也是很需要的，清代的漢學家著名的如高郵王氏父子，段茂堂等的成功，都是遇事不肯輕易放過，旁人看不見的自己便可看見了。如今的放大幾千萬倍的顯微鏡，也不過想把從前看不見的東西現在都看見罷了。謙就是態度的謙虛，自己萬不可先存一點成見，總要不分地域門戶，一概虛心的加以考察後，再決定取捨。這三點都是很要緊的。
其次還有個買書的習慣也是必要的，閒時可多往書攤上逛逛，無論什麼書都要去摸一摸，你的興趣就是憑你伸手亂摸後才知道的。圖書館裡雖有許多的書供你參考，然而這是不夠的。因為你想往上圈畫一下都不能。更不能隨便的批寫。所以至少像對於自己所學的有關的幾本必備書籍，無論如何，就是少買一雙皮鞋，這些書是非買不可的。
青年人要讀書，不必先談方法，要緊的是先養成好讀書，好買書的習慣。
（原載於1935年5月14日《大學新聞週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