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我是一個成長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那個時代的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一個漸漸被淡忘的運動，五四運動是一個西化運動，口號是民主與科學。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卻是一個溫和漸進的中體西化的現代化運動，口號是倫理、民主與科學，以儒家倫理為核心，把民主與科學也回朔於傳統文化的脈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文化大革命都是從上而下，帶有政治涵義的文化運動，但一個尊傳統，一個是反傳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要在傳統文化的根基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中西融合的新文化。文化大革命要把新文化建立在破壞傳統文化的廢墟上，形成十年空轉與文化浩劫。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後，在七零年代，台灣青年慢慢從西化浪潮中，回頭去尋找自身的文化源頭，隨著台灣的民主運動， 十大建設，台灣經濟起飛，塑造台灣新文化的風貌。中國在文革之後的文化熱、國學熱與民國熱， 事實上也算是走向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路線。今日的自由主義，已不再那麼反儒家傳統，儒家傳統，也不再那麼反自由主義了。本來對立的，已經可以一起合作了。中國可以從自身的傳統找到接近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傳統文化是一個土壤，再加上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與科學為肥料。唯有從土壤中生長的樹苗，根植於土壤，才能吸收足夠的養分，成長成為新文化的大樹。新文化如果只是一昧地反傳統，這只會讓新文化枯萎在真空的環境。新文化不是出於真空的環境，新文化應是對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吸收與蛻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文化大革命標記著台灣與大陸兩種不同的文化態度。文化大革命已經公認為一場文化浩劫，相較之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一個成熟穩健可長可久的文化路線，為中華文化留下一個火種。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孔教，應是反對儒家的政治化與宗教化，反對獨尊孔子，反對神化孔子成為教主。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孔教，歷史背景是反對袁世凱以復辟孔教來復辟帝制。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與晚年的說儒，都顯示出他對孔子的理解與欣賞。民初文人畢竟從小就讀四書五經，國學底子都較深厚，他們的傳統國學研究，不是我們這一代人所能及的。他們就算是反傳統，他們對傳統的認識都比這一代來得多的多，他們的反傳統其實是對西方的挑戰所產生的矯枉過正的反應。那個過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傳統文化太多，而是我們對自己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的認識太少太弱。

如今台灣與中國大陸又呈現不同的文化態度，台灣的去中國化企圖把中華文化排除出去台灣，隨著去中國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已經是歷史遺跡了。習近平的中國夢企圖把中國文化復興放在馬列主義的旗幟下。這是歷史的弔詭。其實我想即使台灣要走獨立路線，焦點應放在制度的不同，而非文化的切割。不要隨意放棄中華文化，這是台灣的資產，不是負債。我贊成以中華文化為兩岸關係的韌帶。國民黨應該以建立一個倫理的台灣，民主的台灣，科學的台灣為他的核心價值。讓中華文化與三民主義的核心價值真正落實在台灣，這才會是真正令人心服口服的政黨，也才有一個實實在在的立足點去影響中國。現在的國民黨缺乏文化的縱深與根基，以致於在政治上節節敗退。國民黨的人才若只有政治選舉，最終還是會失去選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不應該去台灣化，反之應生根於台灣本土。台灣雖小，但不可妄自菲薄，中華民國台灣畢竟是華人唯一實施民主政治的地方。中華民國是融合了中華文化與普世價值的國家。中華民國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中華文化就是他的立國精神與核心價值。堅持中華民國台灣作為主權獨立的國家，意義在此。中華民國台灣的獨立應該是立足台灣，胸懷中國，放眼天下的獨立。這是鄭成功的台灣獨立，這是開放性的台灣獨立，而非封閉性的台灣獨立。歷史可以往前走，但毋須一刀切。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一個立足中國傳統核心價值的現代化運動。一個失去了自我認同的現代化，是一個不能生根建造在自己的土壤的怪獸。這個精神也在唐君毅等人的中國文化宣言中表明出來。這或許可以說是新保守派。傳統與現代化不是對立的，甚至必須是共存的。其實胡適雖曾講全盤西化，但實際上他的整理國故的呼籲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總整理，這正是新文化所需要的土壤與地基，我認為胡適的全盤西化與整理國故是共存的，胡適對新國學的建立，有深遠的影響，無論是哲學，史學，文學，他都有開創性的貢獻，對民主與科學的提倡也是不遺餘力。文革時，共產黨要打倒孔家店，打著人民民主專制的旗號，但實質上卻繼承中國的黑暗面傳統: 法家的專制極權，這是中國傳統中最不利於現代化的糟糠，卻被中共發揮得淋漓盡致，但這絕不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要追求的。雖然這些文章是老套的文章，但平心而論仍有可取之處。三民主義以儒家文化為本，結合了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精神成為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則以倫理，民主，科學來說明三民主義的本質。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就是一個人文，社會，科技的各層次的全面性文化發展。我認為這是對中國往哪裡去的一個合理的回答，這是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大戰略思考。相對於文革的瘋狂，這是一個合乎中道的思想。

蔣公《中山樓文化堂落成紀念文》

我中華民族文化，垂二千五百有餘歲，至孔子始集其大成，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而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傳之道統，屢為邪說誣民者所毀傷，降至今日，赤禍滔天，民族不幸，竟遭此空前絕後之浩劫！而我五千年來，傳統優秀之文化，幾乎瀕於熄滅而中絕，幸我 國父誕生，乃有三民主義之發明，而道統文化，又一次集其「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之大成。此不惟使我中華民族，於長夜漫漫中，啟明復旦！亦使人類履道坦坦，共躋於三民主義之新時代也！

我中華文化之基礎，一為倫理：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其始也，固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其終也，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且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

二為民主：故曰「民為貴」，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以聖人之於內也，則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於外則繼絕舉廢，治亂持危；且以為「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乃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三為科學：此即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故孔子以為政之急者，莫大於使民富且壽；而致富且壽之道，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耳。語其極致，斯「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衣養萬物而不為主」者也。

國父發明三民主義，以繼承我中華民族之道統為己任，乃使我五千年民族文化歷久而彌新，蓋我中華文化之精華，盡擷於此也。是以 國父謂「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此即民族倫理道德「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之秉彝也。又謂「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此則民惟邦本思想之發皇也。又謂「凡事皆要憑科學道理，才可以解決，才可以達到圓滿目的」，此乃「建設之首要在民生」——而民生所日用必需不可或缺者，莫過於食、衣、住、行、育、樂六者，故 國父特以此六者科學化之建設，為使民富且壽之張本也！且以語於中華文化「盡己之性」之義，非倫理與道德歟？以語於「盡人之性」之義，非民主與自由歟？以語於「盡物之性」之義，非科學與建設歟？故余篤信倫理、民主、科學，乃三民主義思想之本質，亦即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基石也。蓋 國父建國之道，乃以倫理為誠正修齊之本；以民主為福國淑世之則；以科學為正德、利用、厚生之實；是以三民主義之思想，乃以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為中心，即所謂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我中華民族文化，歷五千年而業益光，道益盛，不惟無人能予以搖撼摧夷，亦且愈經搖撼摧夷，愈見其剛健煥發，而可大可久！故 國父三民主義之思想，不惟為中華民族文化之匯歸；而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乃益為中華民族文化之保衛者也！今日復興基地之臺灣省，實為匯集我中華文物精華唯一之寶庫；且又為發揚我中華民族文化使民富且壽之式範也！所惜者，臺灣省久經割讓之痛，雖已光復踰二十年，既霑既足，而居室之陋，建築之隘，無以見我中華侖奐之美，與文化之盛！今者國際人士之來臺觀光者，與日俱增，嘗以其僅見中華文物之豐富，而未能一睹我中華文化傳統建築之宏規，引為莫大之缺憾！去歲 國父百年誕辰，政府請於陽明山啟樓建堂，且乞以樓顏之曰「中山樓」，以堂顏之曰「中華文化堂」，意在紀念 國父手創民國之德澤，亦以發揚中華文化之矞皇。議其堂廡之制，則咸以為自節用愛人而言，即土階石室，猶以為大；但自表彰中華文化之博大悠久而言，雖重簷藻梲，猶以為小；中正謹如眾議，許崇其堂廡，經營興作，蓋誠不可以棲棲者，以儉於 國父；亦不可以吝此區區者，使無以見我中華文化之久而且大也。

經歲而堂成，今以 國父一百晉一誕辰，敬啟管鑰。惟此一堂廡，僅略具我傳統建築範疇之一二，自不足以言代表中華文化之全貌！凡我國人，來瞻於此堂此樓之下，顧其名而思其義，應念 國父之遺志未竟，願相與一心戮力以竟之！又當思三民主義，乃為我民族之所託命，亦為我文化之所凝聚，願相與實踐而振德之！

嗟呼！隔水西望，滿目瘡痍，渡頭落日，青山一髮者，莫非中原！淚枯血乾，死生無告者，莫非吾同胞與骨肉焉！是以中正雖歷經艱難險阻，與侮辱橫逆之來，猶予日孳孳，而忘其身之老，責之重也！尤冀我國人操危慮患，莊敬日強！毋徒以遊目此璀璨瑰瑋紀念 國父之建築，而樂以忘憂！須知此為復興基地重建民族文化之標幟，當益堅其消滅赤禍，重光大陸之信念，惟有我青天白日之光輝，普被於大陸之疆土；倫理、民主、科學三民主義之福祉，均霑於大陸全體之同胞，一如今日自由基地之臺灣者然；而後始無愧於屋漏，無愧於 國父與先民之遺規，且以此為復興我中華文化明德新民之契機，則庶幾乎！

國父一百晉五誕辰暨文化復興節大會致詞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陽明山中山樓——

要旨　一、我們中華文化，就是一種由內發揚到外的道德文化。
    二、我們中華文化，以合外內之道，致時措之宜的文化，而亦為世界創造了精神文明的價值標準。
    三、大陸奸匪毛賊的罪惡獸性，乃是和我們三民主義中華文化內聖外王的道統，絕不相容的。

    四、中華文化是無人可以毀滅的，我們文化復興運動，就是要「提醒天下之人心」、「從打擊中恢復起來」。
    五、人人要做反共倒毛的革命先鋒，人人要做文化復興的前導。一齊來鞏固德性，發揮潛能，以實現三民主義新中國的理想。
本文    今天是我們 國父一百晉五誕辰紀念，也就是中華文化復興節的日子。

    國父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華文化，從根救起，「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中國」，所以國父說「中國有一個正統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子。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來發揚光大」。又說「要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以故 國父之誕生，實即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啟明肇始；而此「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中國」的大願，乃就是我們六十年來始終堅持復興中華文化，貫徹國民革命的唯一指標。
    國父說：「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我們中華文化，就是一種由內發揚到外的道德文化，這種道德文化：

    ——從身心修持關係上說，是「存誠去偽」，「不私其欲」，「居處恭，執事敬」，「德輝乎內，理發乎外」的文化；
    ——從家庭倫理關係上說，是「入孝出弟」，「睦姻任卹」，「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的文化；
    ——從社會群己關係上說，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明明德於天下」的文化；
    ——從天下國家治平關係上說，是「宇宙內事，皆己性分內事」，「興滅國，繼絕世」，而「仁以為己任」的文化；
    ——從民族大義上說，則更是「利天下者天下啟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亂臣賊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且唯「仁者無敵於天下」的文化；
    我們中華文化，原為東方文化的源頭活水，特別是修齊治平的政治哲學，乃更為全人類文化中的珍寶和特色。因為中華民族，不惟長久以來，以合外內之道，致時措之宜的文化，樹立了東方的德性規範，而亦為世界創造了精神文明的價值標準，自　國父承聖聖相傳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防一切之流弊」，發為「三民主義」之文化，更已「為中國造成一個新局面」，而亦使人類進入了「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的三民主義的世紀！

  奸匪毛賊的罪惡獸性，乃是和我們三民主義中華文化內聖外王的道統，絕不相容的！所以它妄想要以其僵屍的回光返照的一刻，來消滅我們五千年深入人心，悠久博厚的中華文化，於是乃不顧死活的破壞中華文化倫理、民主、科學之傳統；假所謂「文化大革命」的幌子，以行其文化大毀滅之暴行。今天大陸業已成為父子之親、夫婦之義……都被視為大逆不道，時刻要被批被鬥的大監獄！打鬥，迫害，逃亡，追殺，浮屍，痛深慘絕的事件，日增一日，這就充份說明大陸同胞，已不再能忍受毛賊獨夫無止境的奴役、恐怖、迫害、死亡！而一心嚮往著「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三民主義文化自由福祉的生活！

    我們敢於斷言，中華文化是無人可以毀滅的！其最終消滅共匪毛賊者，乃必為我中華文化所表現的「民族獨立的性格與能力」之大義正氣！此中華文化，今天且正在表現其充實光輝於此怯懦的、滅裂的、迷失的世界，而始終鼓舞著億萬人心的民彝天德！

    西方的有識之士常常說：「記著，我們所能知的，中國在過去，已表示出能建設一種文化，我們堅信他們最後一定能從打擊中恢復起來，再度創造一個有價值的文化」！而我們的先哲也常常說：「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棨，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我們文化復興運動，就是要「提醒天下之人心」，「從打擊中恢復起來」！而當此大陸匪區倫理文化已根本瀕於摧毀之際，大家牖世覺民、立天下之大本的責任，尤其至艱！至大！而至重！因為五千年以來之道統文化，將唯賴吾人從根救起，以傳以繼；五千年以後之倫理、民主、科學的文化，亦唯賴吾人創新再盛，以開以張；所以不惟要人

人做反共倒毛的革命先鋒，亦復要人人做文化復興的前導，所謂「君子有善萬世之心，行之自身始」，今天就必須大家自己——

    在行為生活上，表現於生活規範的自律；
    在道德生活上，表現於自由與紀律的踐履；
    在經濟生活上，表現於科學建國和節約生產的貫徹；
    在精神生活上，表現於不為勢劫、不為利誘、獨立不撓的信心和決心；
    來一齊恢復民族固有的德性，發揮民族文化的潛力大能，以實現 國父「開太平」「致大同」的三民主義的理想。

三民主義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谷鳳翔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劃時代的大事

今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百晉三誕辰紀念日，也是第三屆中華文化復興節。

記得民國五十五年的此日，總統蔣公在國父一百晉一誕辰紀念大會中，發表「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昭示「國父發明三民主義，以繼承我中華文化之道統為己任，乃使我五千年民族文化，歷久而彌新，蓋我中華文化之精華，盡擷於此也。」是日參加紀念大會的各界知名人士，感於總統的偉大號召，體認毛匪毀滅中華文化的陰謀，一致請求政府明定國父誕辰紀念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其意義不僅在使世人知道國父的誕生，實為中華文化復興的起點，同時亦使我海內外愛國同胞為復興中華文化而努力奮發，這實在是劃時代的重大措施。



推行工作積極展開

自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熱烈掀起之後，全國各界人士，對於此一運動的推行工作，惟恐不夠積極，不能持久，於是又於民國五十六年七月廿八日在中山樓舉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劫推行委員會發起人大會，通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採取推行要項十項，文化作戰五項，並經訂定組織章程，隨即宣告成立。至此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才正式集合全國的力量，以實際而堅強的行動，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推行起來了。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以後，關於推行計劃及工作情形，「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已有翔實報導，本文不擬贅述。際玆慶祝第三屆中華文化復興節的時候，謹以三民主義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題，略抒所懷，藉申慶祝之至意。



三民主義的思想即為中舉文化的延續

我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光芒萬丈，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代相傳，至孔子而集大成，自是中華文化，照耀四鄰，光被四表，一脈相傳迄今，復由國父應運而起，秉承中華文化道統，並擷取歐美近代科學文明的精華，冶為一爐，鑄造成救人濟世，博大精深的三民主義文化思想。總統繼承國父革命建國遺志，閘揚三民主義精神所在，提示倫理、民主、科學，為三民主義的本質。總統說：「倫理為誠正修齊之本；民主為福國淑世之則：科學為正德利用厚生之實。」國父所發明的三民主義，實為中華文化的延續，它不僅子中華文化最豐富的內容，最明確的闡揚，而且也是建設新中國的寶典，和救人類救世界的南針，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實行三民主義為中華文化的康莊大道

中華文化，雖然博大精深，但其要義卻不外倫理、民主、科學三者，因此我們要復興中華文化，當以此三者為著手之始，首在使世人瞭然我正統文化所在，繼承這一正統文化的優良傳統，使其發揚光大：其次要保衛中華文化永存不墜，挽救當前大陸同胞所遭受的災難，摧毀共匪邪惡勢力，進而發揚中華文化的崇高精神，及三民主義的偉大力量，加強政治社會與民生建設，開創三民主義的新世紀。所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即為實行三民主義的運動，二者關係至為明顯。



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發揚固有倫理道德

人類最貴重的倫理道德，在於孝道。孝道是中華文化的特性，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對於孝道，十分重視，今天我們來體念，認為這是當然的，覺得沒有什麼稀奇，但是我們如與歐美社會來比較，就覺得我們的孝道，非常親切，人類的莊嚴，幾乎全從孝道上得來，歐美社會之道德標準，不講孝道，只講愛，父母之愛與對他人之愛是一樣的，並未強調孝順父母的道理，於是增添了許多社會問題，如少年犯罪問題，根據美國政府一九六五年的統計，在二百五十萬犯罪案件中，少年犯罪案件，占百分之四十，很駭人聽聞，於是新聞記者分析其原因，是否因為有色人種過多，而致如此呢？結果發現中國僑胞中沒有一個少年犯罪，各大報即派記者訪美國各大都市的中國城，研究結果，歸納到家庭制度與道德標準的關係。原來旅美僑胞，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很濃厚，孝道在家庭中，根深蒂固，孝道對於父母很尊崇，對於兒女的管束很嚴，所以兒女成長，循規蹈矩。前些日子，一位自美返國的朋友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他的鄰居是一個寡婦，膝下只有一個兒子，在某地做工，母親暮年抱病，很盼望兒子能在身邊承歡怡顏，寫信要兒子來晤面，兒子接信後，來母親處盤桓了一天，因工作假期等關係，非但不能逗留，臨行時，還開了個帳單，給他母親，這筆帳全要他母親償付。可見美國家庭中的人情味很差，老年人得不到兒女的看願，非常的孤寂。由此可以想到孟子所說的：「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在動物界中，大鳥之哺育小鳥，父母輪番看顧，等到小鳥會飛，父母也離他而去，父母兒女再互不相涉，與歐美的人情味相同。中國人為推行孝道，在動物界中，尚找出「鳥反哺，羊跪乳」的事例，真是「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了。但是今天的歐美人士，也深切感覺到孝道之需要，認為中國人之講孝道，是很進步的思想。可見我們的道德文化，愈經磨涅，而愈發揚光大。

民族主義以倫理為基礎，是本乎孝悌為仁之本的道理，其始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其終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且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倫理觀念。其主要內涵，就是以人性與理性為根本的人道主義文化，這人道主義文化，所發揚的是我國固有道德，四維八德，即「禮義廉恥」，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其中孝是一切倫理道德的中心，然後移孝作忠，建立愛國做事的行為規範，事上以敬，待下以悌，而使「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能各得其宜，有一套完整的做人準則，使整個社會，自家庭而至國家，都出現一種和諧的景象。所以我們發揚固有倫理道德，就可提高民族地位，就是實行民族主義，亦就是復興中華文化。現在教育主管部門，已遵照總統指示，對小學「生活與倫理」中學「公民與道德」課程，特加修訂改進，首在以四維八德諸德目，貫注於日常生活之中，使每一青年學生，成為一個愛國家，愛同胞，合群服務，負責守紀的現代人，做一個足以表現中華道德文化，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以擔負復興民族的重任。



實行民權主義就是我國古代政治哲學

國父曾指出我國古代政治哲學，精微展展，為歐美所沒有。我國政治哲學，歷代典籍，均有著述。為國人耳熟能詳者，就是大學所載「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及中庸所示「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的道理。孔子對此都提出具體辦法，溯古證今，均能適用，且皆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九經就是九項治理國家的綱領：

第一、修身。就是要管理自己，修明自己，一切行為，都合乎生活規範，為民楷模。

第二、尊賢。尊敬國家中賢智的人才，摒棄投機取巧、奔競門路的小人。

第三、親親。就是與諸父昆弟孝友敦睦，使各得其所，各盡其分，同甘苦，共榮辱。

第四、敬大臣。對於為國家負責任的人，不單應予敬重，而且予以實際的工作條件。

第五、體群臣。對於公務人員，應予體卹：顧念他們的生活。如果公務人員的待遇優厚，工作情緒提高，行政效率自然增強。

第六、子庶民。就是愛護人民，事事為人民福利著想。

第七、來百工。就是網羅科學技術人才，為國家服務，注意給予適當待遇。

第八、柔遠人。對於各國派來的使節，應使他們安寧而舒適，外賓來我國訪問，應注意招待及禮貌問題。

第九、懷諸侯。協調國際間的外交關係，懷念其他的國家。

這九項治理國家的綱領，是從修身做起，即是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具體說明。在九經之中，除掉修身之外，其餘八項完全著重在福利方面，這與現代福利國家的政治原則，完全相通。

九經的措施，不但講求效率，而且也全是求和的工作，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所以九經是致中和的具體說明。國父手創民權主義時，承繼我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要道，實施全民政治，主張直接民權，提倡合理的自由，在政權治權的行使方面，不師法歐美三權分立的辦法，而對政權分之為四，由人民直接行使，以監督政府的所作所為；治權區分為五，並將我國秦漢所實行的監察制度，及唐代以後所實施的考試制度，亦納入治權之中，使政府有能有守，如此規劃，乃淵源於中華傳統文化。因為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權能區分辦法，就是師承中華傳統文化中，宮中府中，分治的原理。

至於國父所主張的地方自治，實為我國最早成熟的制度，遠非近代西方辦法，所能望其項背，如能行之得法，可使國家如鐵如鋼，立刻強大，就以我國周朝的鄉遂制而言，鄉制分為「比、閭、族、黨、州、鄉」六級，首長均由人民自己推選，以「比」為基層單位，層級井然，舉凡管、敦、養、衛、任卹、濟貧、孝悌、睦姻、喪祭、婚冠，均有明確管轄。所以國父所訂不偏不易的地方均權制度，及中央五權分立制度，實為中華傳統政制的發揚光大。正因為如此，民權主義自易獲得舉國一致的信仰，民主政治在中國實行之後，必定能夠獲得成功的保證。



實行民生主義就是發揚儒家王道精神

人類最大問題，就是生活問題，倘若個人的生活不能解決，就會阻撓別人的生活，社會隨即擾攘不安。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戰爭，多因生活和生存問題不得解決。關於這些問題，我國的祖先們，卻以王道的精神，注意解決這些問題。所謂王道，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取得領導權，再以領導者的才能，為人民解脫生活的痛苦。所以誰能為人民解決民生問題，誰便得到人民的擁護，並擁立為王。翻開我國歷史，早在黃帝以前，就恪遵了這些原則。譬如有巢氏教民搆木為巢，燧人氏教民鑽木取火，伏羲氏教民結網捕魚，神農氏救民播種百穀，黃帝發明舟車，其妃嫘祖教民養蠶取絲，以製衣服。他們為人民解決民生問題的偉大貢獻，自然而然的取得了王的地位，因此我國歷史上早期領袖人物的崛起，完全是一群聰明睿智的人物，也就是所謂聖人。再往後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他們所以被尊為王為聖，也完全是憑藉他們對人民的公德而產生。根據孟子一書的記載，堯的時候，洪水汜濫於中國，五穀不登，禽獸逼人，堯找到一位很賢能的舜，來襄助他處理國政，大舜用了很多有才幹的人，分別掌管山林，水利、農業、教育；這樣把獸患、水患、糧食、教育等問題都解決了，人民能安居樂業，社會有了很大進步。到了文王的時候，更重視民生問題，他教人民耕耘，所得到的收穫，可以仰事俯蓄，他建造花園，供人民遊覽，減輕田賦，不收過境稅，以利農商，因此民心歸向，三分天下有其二。商朝的紂王，昏庸無道，殘害人民，武王弔民伐罪，剷除暴政之後，散鹿臺的錢財，發钜橋的糧食，救濟百姓，改善民生，人民莫不感佩。周公輔佐成王，討伐商紂，驅逐虎豹犀象等野獸，為人民平定了獸患，又制禮作樂，為人民解決育樂問題。立井田與貢賦制度，為人民解決土地與田賦問題。孔子作禮運大同篇，描繪出大同社會的美麗遠景。及至孟子，更重視仁政，最主張王道，他指出人民養生送死沒有問題，就是王道政治的開始。孟子認為：五畝的房宅，種些桑樹，以養蠶造絲，五十歲以上的人，就可以穿綢帛，雞鴨豬狗的飼料，不失其時，七十歲以上的人，就可以吃肉，百畝的田地，下奪其時，數口人家，就不會鬧飢荒。人民不飢不寒，王道政治，就可實現。由上所述：可知我國歷代聖君賢相，都重視民生問題，都以民生為政治實施的中心。所以國父說：「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他遠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大道，發揚王道精神，以利他為本務，以仁愛為出發點，充分發揮服務精神，為人民解決食衣住行育樂問題，實為自孔子以來，最偉大的聖哲，現在我們在臺灣奉行民生主義，所以家給戶足，人民安居樂業。因此民生主義的實踐，必能使所有人類都能安樂生存。

總之，中華文化的特質，在於發乎人性，並且合乎人性，這是我中華民族所賴以長久不墜的道理，而三民主義是繼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因此我們所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亦就是三民主義的實踐運動，而三民主義的實踐，是要遵循總統「倫理、民主、科學」的昭示，發揚固有道德，加強民主建設，迅速發展科學著手，此為建設現代化國家的要道，亦即復興中華文化的坦途。

蔣公以「復興中華文化」對抗「文革」

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 石朝穎

記得在二十幾年前的台灣，每年的十月三十一日：「蔣公誕辰紀念日」，人們都要紀念這位所謂的「民族救星」…

在今天，這個日子已漸漸被人們淡忘，但蔣介石先生在二十世紀六零年代，以「復興中華文化，光復大陸國土」為口號，所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台灣在承傳五千年的中華文化精神上，產生了一種移植「原生文化」的現象…。


雖然，當時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為了對抗中共在大陸推行破壞古典中華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不過，也正因為這種「文化意識型態」的對抗，使得台灣成為今日全球華人居住地區，最能承繼中華傳統文化的地區。


我們回顧台灣近代史，就能清楚的觀照到：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內戰失守後，於民國三十八年（１９４９年）把當時在中國大陸的國民黨中央政府搬遷到台灣來，造成人類史上的一次大遷移，人數有近兩百多萬人，這一批移入台灣的人口中，除了跟隨國民黨的軍隊外，就是有一大批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員和眷屬、學者、知識份子…等。這批隨國民政府移入台灣的學者或知識份子，在文化知識水平上，可以說是程度不錯的一批人。


其中最特別的是：國民政府竟然把整個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重要文物，都搬運到台灣來，這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大遷移中，可算是一件不可輕忽之事！因為這批搬運來台灣的故宮文物，可以算是中華文明的「原生文化」的一種精神象徵，這也使得後來隨同國民政府遷移台灣的這批知識分子，能夠依此護衛中華文明「原生文化」的精神…


那麼；所謂的「原生文化」指的是什麼？如果我們以錄音機的「錄音」來比喻，就是所謂的「原聲帶」（或「母帶」）同樣的一個文化的原始發源地，我們也可以稱作「原生地」。換句話說；在一個文化原生地逐漸形成的文化，我們也可以稱它為「原生文化」（The Culture of Origin）。


在六零年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政策下，台灣在當時從小學教育到大學的入學考試，以及政府的公務人員的考試，都大量強化了學習古典中華文化的相關科目。尤其是以孔子為主的儒家學說，受到特別的推崇。原因也是因為中共當時為了政治上的鬥爭，進行所謂「批林批孔」的運動，把孔子的儒家學說，打成「反動派的文化」。蔣介石為了反抗中共對孔子學說的打壓，在台灣成立了以維護孔子學說為使命的「孔孟學會」，也以復興中華文化為教育的目的，成立了「中國文化大學」，以進行中華文化的發展和研究之任務…


從「文化人類學」來說，蔣介石以信仰中華文明「原生文化」的領導者，推動的這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確實影響到後來生活和在台灣接受教育的整個一代人。這也使台灣成為移植中華「原生文化」成功的基地。這在保存人類古典文明共同遺產的價值上，是不能被否定的成就！


政治與經濟：以文化爲旗幟

——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述評　　


臺灣當局于1966年底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到80年代中後期隨著蔣經國先生的去世已告一段落。這是一場兼具政治和文化雙重屬性的社會運動。從政治層面講，它旨在追求“中華文化——三民主義——中華民國”三位一體的政治目標。從文化層面看，它實際展現了“中華文化復興——三民主義實踐——儒教資本主義建立”的東方式現代化發展模式。

　　我們正是立足于後者，對此運動作一述評。


　　一、思想背景和現實背景


　　國民黨的創建者是孫中山先生。從這位革命先行者的思想看，至少在理論上國民黨與中國傳統文化維持著深厚的淵源關系。

　　中國文化中的“國”與“天下”是兩個概念。一姓的江山終結了，繼之而起的統治者並不能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准則，反而必須到其中去爲自己的政權尋求合法性基礎。孫中山先生在與第三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的談話中強調，“中國有一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而發揚光大”。從其最重要的著作《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看，以三民主義爲核心的孫文學說主要是通過引證儒家學說而得以論證闡揚的。

　　其論民族主義云：“民族主義的基礎是以仁愛爲中心的道德”，並“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感化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他的民權主義也異于西方文化中以個體爲本位的天賦人權論。他認爲民權的真義是一種通過法律達成的社會公正，把天生的不平等（體力智力的差異）與人爲的平等（貧富貴賤）打成平等。他的民生主義既不同于否定私有制的共産主義，也區別于完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而是主張“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追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東方社會理想。

　　這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致中和”的哲學思維和“求大同”的仁愛精神在特定時代的具體體現和落實。正統的性善論實際是以文化爲人的本質。孫氏的基本認知亦是如此：“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于是“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因爲“民生是社會一切活動的原動力”，故民生主義在三民主義中占據核心地位。《禮記?禮運篇》所描述的大同社會是儒家的理想，亦是孫氏唯生論的完滿體現。

　　孫氏對東西方文化的分野十分清楚，他有著堅強的民族自信心，反對全盤西化。在一次講演中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一種主張功利強權的霸道文化；東方化則是講仁義道德的一道文化。

　　儒家的文化理想表達的是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平民的願望，因而總是寄望于聖賢將它付諸實現，政治上表現爲精英主義或賢人政治。孫氏十分欣賞行井田的王莽和行新法的王安石，認爲這些“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但二十世紀初期的內憂外患使這位臨時大總統有名無實，無所施其仁。

　　蔣介石是以孫氏的三民主義傳人自任的。著名學者艾森斯塔特在《傳統、變革與現代性》中將國民黨1927—1937這十年的工作特點概括爲“新傳統主義”。說它“仍是按照傳統主義的方式來定義社會、政治和文化秩序中的中心象徵，並將由革新性群體所形成的新象征和取向的內部整合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這時的艾氏是一個以西方爲中心的單線進化論者，他所謂的“新象徵和取向”即是歐美文化。所以，他的貶評正說明了國民黨不僅在理論上，同時在實踐上與傳統文化確是頗有淵源。

　　1952年，從大陸潰退臺島後的國民黨第七次全體代表大會，把“保衛中國文化”，“實行民主憲政”，“平均社會財富”作爲“復興基地”建設的工作重點。當然，這一切者是在“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專制政體下實施。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交，臺灣的經濟已趨穩定。但經濟發展並不等于社會發展。現代性是社會的穩定因素，現代化過程卻因導致社會結構的重組而常常引起社會動蕩。臺灣社會的危機來自（1）以歐美社會爲發展參照的“西化派”（自由派）知識分子；和（2）極端的地方勢力“臺獨派”。

　　以胡適等人爲代表的自由主義西化派曾經是國民黨的忠實盟友。但當他們對當局的政治批評發展到與地方勢力全作組建“在野黨”時，這種盟友關系也就走向了反面。由于這個群體本身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隨著當局對《自由中國》雜志的查封，他們也就基本銷聲匿迹了。

　　《文星》雜志可視爲這個群體的回聲或余響。其主角李敖把這一種思想或思路發展到了極端，即全盤西化，否定自身的文化傳統。李敖的激烈言辭風動一時，反映了經濟強壯，文化貧血的臺灣社會思想的迷惘。當時世界上風頭正勁的將傳統與現代作二元劃分的現代化理論，爲這種思想提供了認知上的基礎。依此理論，工業化過程即是西化過程。在相當長時間內，它誤導著第二次工業化浪潮中的國家和地區。

　　但更爲嚴峻的挑戰來自“臺獨”勢力，。由于曆史的原因，臺島近代以來長期孤懸海外，殖民文化有一定影響。“二二八”事件和國民黨政權的大播遷使臺灣的人口自然地劃分爲臺灣人和外省人兩大塊。土地贖買政策使臺灣本地人在工商經濟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市場經濟的發展更增加強了他們表達自己意願的渴望和能力。以彭明敏、廖文毅等爲代表的“臺獨”運動在美國、日本等國際勢力的支持鼓勵下，將內部的政治矛盾放大爲一般的文化乃至種族沖突。他們鼓吹：“臺灣與大陸分離太久，文化習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國人”；“臺灣應由臺籍人執政”，“臺灣前途由1800萬臺灣人決定”等等。

　　凡此種種不能不激發以中華文化衛道者自居的國民黨當局的警醒與自覺，：經濟起飛已經開始，但它將把“中華民國”帶向何方？從內部說，這種警醒和自覺乃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以發起的最深刻的動因（從外部說，還有大陸所謂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作用）。


　　二、運動的展開：倫理建設


　　前文介紹的思想和現實背景實際已暗示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要解決的問題及其所要采取的形式。蔣介石不僅爲這場運動制定了思想綱領，還親自出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會長。

　　他說：“中華文化之基礎，一爲倫理；故日‘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其始也，固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且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棄者皆有所養’。二爲民主；故日：‘民爲貴’，‘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乃日‘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三爲科學，此即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故孔子以爲政之急者，莫大于使民富且壽。而致富且壽道，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耳。余篤信倫理、民主、科學乃三民主義思想之本質，亦即爲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基石也。”

　　傳統文化包羅萬象，有經有權，有常有變。孔孟荀所稱道的三代禮樂文化，內聖與外王之道是統一的。但到宋明理學之後，二者漸趨分離，使儒學僅僅成爲一種心性修養功夫。孫中山先生以革命先行者的膽識和氣魄，勾勒出了孔子以仁愛爲哲學基礎，以大同爲社會理想的新形象，爲儒學在現代的複興開辟了廣闊前景。但是，作爲其政治綱領的三民主義，最初只是三個十分具體的目標（驅除撻虜；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缺少理論的超越性。稍後，將它們定義爲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則又完全失去了中華文化自身的特征。

　　蔣介石的這一段講話的意義即在于，在孫氏的三民主義思想框架裏，把東方和西方的文化精華整合到一起，從而將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文化展模式落實爲貫通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同時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綱領。蔣氏據此綱領，提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基本路線是“守經知常，創新應變”，表明復興不是復古，一方面要發揚傳統，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外來文化之積極因素。它的前途是“吸收中西文化的精髓，融合一種新型的第三種文化。”

　　由蔣氏親自挂帥，黨政要員擔綱的文復會從“發揚倫理道德，培養法治觀念，促進生産建設”三個層面展開工作。這裏的倫理道德較之“三綱五常”有更爲豐富的內涵，包括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孫中山嘗謂，“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文復會秘書長谷鳳翔則說，“要健全社會，必須以孝弟仁愛的精神維護家庭倫常關系”，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愛精神建設互助盡已的大同社會。所謂“促進生産建設”，也不只是單純經濟發展，而是指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即“實施充分就業，做到均富安和”。至于“培養法治觀念”，主要是指促進社會由“訓政”向“憲政”的過渡。

　　文復會設有衆多專門機構，各司其職，如學術出版促進委員會負責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輕一代普及學術精華。負責倫理道德之發揚工作的是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1967年，文復會即發起了“復興中華文化青年實踐運動，”制定出“青年生活規範”三十條。“規範”包括通則、食、衣、住、行五大部分，斟古酌今，均是按照可行性原則，以培養健全優秀的國民爲目的。此後，文復會又制定了“國民生活須知”，對全體國民在食、衣、住、行、育、樂諸日常生活方面出了基本要求。1970年，經過修訂的“國民禮儀範例”正式頒行，把對青年的培養目標擴展爲全社會的生活理想。

　　重視教育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臺灣當局對教育實行經費保證和法律保證。1969年，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至九年。這不僅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同時也有助于中國文化在社會生根。孫中山認爲語文教育是統一國家，團結民族的重要工具。蔣介石亦指示“國文是一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意”。亡國先亡史。日據時期，臺灣的學校禁讀中國史，光複以後，臺灣教育部門爲增強民族認同，培養民族自信心，堅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爲重的政策，自小學至大專院校，均講授《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及《國民思想》等課程，冀使中國文化和道德“得以生根闡揚”。

　　臺灣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後，1986年文復會又通過“現代國民生活綱要”，指出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的目標是；“提升現代化的國民素質，建立現代化的幸福家庭，締造現代化的社會國家”。針對工商社會物質主義對人的精神生活的侵蝕，這場“現代國民生活運動”重點推行孝弟、勤儉、禮節、秩序與整潔諸德日，希望借此使人們確立生活准則，注意身心修持，重視家庭倫理，增進社會和諧。尤其是希望能通過發揚孝道，由孝親而推廣爲愛人，以至于愛國愛民族，“使世界人類認識我們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鼓舞群倫，相與爲善”。

　　著名社會學家金耀基先生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之落根處在家，中國文化復興之著力處亦必在家”。工商社會使人與人的關系日趨理性化，人文資源日漸稀缺。東方式的現代社會應該具有經濟與倫理二元合一的特征。文復會將蔣介石去世的四月定爲“教孝月”，以促進家庭的和睦，社會的和諧，民族的團結，堪稱爲中華文化培根固本之舉。文複會的具體措施有評選孝行楷模、編印《孝行傳真》、鼓勵三代同堂制度，建宗詞修族譜等等。八十年代，又會同教育部門推出了“加強家庭教育的五年計劃”。

　　當局重孝，確有“推此孝順之心，擴大爲民族感情，爲民族盡大孝”的考慮和作用，但同時也包含有移孝作忠，爲專制黨國尋求社會基礎的動機。在體制上，國民黨政權與其它專制國家的差別只在程度上。但從其五十年代以來的實踐看，卻屬于享延頓所謂的新權威主義，亦即傳統文化所謂的賢人政治。從二個角度可以對這種新權威主義表示理解。其一是臺島孤懸海外，需要某種權威維持其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其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極易發生的“發展病”，諸如通貨膨脹、失業、分配不公和社會脫序等，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機構加以預防克服，爲現代化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保障。

　　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在述及臺灣社會和政治後來演變時寫道：“與共産主義不同，臺灣在實現工業化以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松了政治控制，實行民主化。在臺灣工業化頭幾十年中取得巨大經濟發展和對財富的公平分配，使臺灣當局獲得更大的民衆支持，這種支持在其它後起工業化國家中是很少見的”。因爲這時的臺灣社會結構中，中産階級占有主導地位，保證了民主程序不致淪爲各種利益落差過大之社群間進行鬥爭的手段，而是社會協調發展的保障。


　　這應歸功于民生主義的實踐。


　　三、運動的展開：民生的建設


　　盡管倫理建設表現爲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重頭戲，但實際並不表現爲“運動”形式的民生主義經濟實踐，才是這一運動更爲本質的內容。

　　同是儒教資本主義，在日本，儒學是作爲一種社會資源，在民間促成了東方式的管理文化的形成；在臺灣，卻是通過三民主義而被最高當局當作社會發展的價值標准，自覺追求“東方式現代化”。這自然要“先立乎其大者”。在運動的領導者乃至孫中山先生看來，“大者”就是中庸之德，以大同社會爲終極目標的民生主義經濟。

　　中國曆史上沒有個體本位的自由主義傳統。“均富安和”的文化理想決定了執政當局必然在市場經濟的生産和分配過程扮演某種解色，來發揮協調和均衡的作用，而不可能象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鼓吹的那樣，放縱個人行爲，相信物競天擇即可自然而然形成合理的制度格局。臺灣官方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政策是根據民生主義而制定的，是計劃性自由經濟”。所謂自由，是指允許民營經濟的自由發展；所謂計劃則是指公營經濟以社會責任爲動作軸心，二者公私相協互補，共同促進。從均富安和的社會發展目標出發，對自由的民營經濟並不完全放任。當局一方面節制個人資本，防止兩極分化，一方面又平均地權，使“耕者有其田”。有學者將此民生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經濟進行對照，認爲：資本主義偏于個體和自由，社會主義偏于群體和公平，民生主義則同時兼顧二者。換言之，在解決公平與效率這背反之二律的問題上，民生主義是取其中道，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

　　這種思想有著傳統文化的背景依托。《易傳繫辭》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及萬民。”“富民”與“教民”是政府的本分和義務。孫中山從“正德、利用、厚生”的人文主義出發，提出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1）個人企業；2）國家經營。他特別強調，“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要解決生産問題，分配問題也是要同時注意的”。毫無疑問，孫氏“實業計劃”中的“分配社會化”，必須以相當規模之分營經濟的存在爲前提。1958年，臺灣分營企業産值爲全部工業産值的50%。隨著民營企業的飛速發展，這個比率逐漸下降，但是在70年代降至20%左右時，便穩定下來。

　　蔣介石認爲，“政治的內容，綜合起來講，就不外國計民生四個字”。但他並沒據此即認爲政治家即等于經濟管理之專門人才。傅高義注意到，從表面上講，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是經濟政策的最高決策機關。但在實際上，1949年後的幾十年中，一部分受到技術訓練的官員們被賦予極大的權力，指導工業的發展。在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臺灣的44位最高層經濟計劃官員中，有43位是大學畢業；其中52%在美國取得學位，9%在歐洲取得學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官員中工程師的比例較經濟學家爲高。因爲民生主義並不崇拜市場，而注重社會系統工程的協調，強調政府在獲得科技成果，爲重點項目分配資金和指導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有研究者將尹仲容、李國鼎這樣的專家比作傳統的儒家謀士。

　　正是由于這種儒家謀士的存在，才使政府投資中公營事業的高投資比率得到維持，才使臺灣經濟的民生主義性質得到組織上的保證。在石油危機和世界範圍內經濟衰退的1974年和1975年，臺灣經濟大幅下跌，外貿出現巨額逆差。但十分注重協調就業增長率與收入增長率關系的臺灣決策機構並沒象一般資主本義國家那樣，用裁減員工的手段以保證收入的增長，也沒有通過壓低工資以維持充分就業，而是通過由政府采取財政與金融措施，動用公營經濟力量，保證老百姓在困難時期亦能爭取就業率與收入的同步增加。

　　論者注意到，“臺灣在經濟發展、産業政策、貿易方式上采取一套非常精致細密的幹預及鼓勵政策。臺灣的奇迹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結果，而是指導型經濟所産生的結果。”這種指導既體現在生産上，也體現在分配上。臺灣當局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作爲促進社會之均富安和的重要一環。統計資料顯示，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而財産收入的比重則在總比重中呈下降趨勢。80年代初，“臺灣研考會”所做的第五次現代化調查表明，臺灣地區有56%的民衆主觀上認爲自己屬于“中産階級”。臺北和高雄兩個人口逾百萬的“院轄市”，在1988年則有94%的人口認爲自己屬于“中産階級”。

　　節制資本而又鼓勵民營實業，于是導致了中小企業的繁榮。1982年，臺灣中小企業占全部企業總數的99.5%，占全部從業人數的70%。全部附加值的55%和出口總額的65%。這些中小企業不僅是臺灣經濟的基礎，也是臺灣社會發展的基礎。從文化角度看，中國傳統家庭的通財之義，節儉之德，以及光宗耀祖的成就動機結構，均有助于零細資本的集中和積累，促成農業人口向工商業（手工業、加工業和零售業）轉變。臺灣經濟發展的決策者意識到並利用了這種文化資源。

　　曾經有人認爲日本儒學以忠爲核心，中國儒學以孝爲核心，所以日本的儒學能夠促進經濟發展，中國的儒學則構成經濟發展的障礙。中日儒學的差別源于中日社會結構的不同。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家——社區——國家”，日本的家則是一種家督主義，相當于中國社會結構中的擬血緣結構（社區），而不是血統主義的家庭。臺灣的經驗證明，以孝爲核心的家庭跟以忠爲核心的企業一樣，可能對經濟生産及其過程發生積極的推動作用。並且，由于孝是一種互相對待的愛的天性或情感，故能成爲“德之基”。盡管在企業文化層面它容易導致“裙帶風”諸消極影響，但卻能夠升華出具有普遍意義的仁，爲社會生活提供價值標准，維持人性的完整、自然和豐富。

　　民既富，則教以禮讓，因爲作爲三民方義理想的大同社會並不僅僅是就物質文明而言，同時包含著“講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文明因素。王道事業，就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即《易傳》所謂“正家而天下定”。

　　社會變遷往往以文化變遷爲形式。傳統文化的符號價值系統，經過重新闡釋與建構，能夠成爲新型文化中的積極因素，而此文化的連續性又使社會變遷過程中群體的文化認同得到維持。臺灣經驗之實與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所追求的理想之間不免存在差距，但客觀地說，其成就已遠遠超過了單純文化認同的維持，而是通過三民主義的接引過渡，使有著五千年曆史的中國文化的價值在現代世界重新得到確認。


　　四、幾點啓示


　　國民黨迄今的曆史可以劃分爲在大陸和在臺灣兩個階段，失敗成功，判然分明。但成敗的原因卻同在其處理政治與文化的關系：以文化價值作爲政治運作的軸心，“政作民之所好”，則興；反之，把集團利益置于天下人利益之上，“政作民之所惡”，則敗。

　　王夫之《讀通鑒論》論文化與政治之關系雲：“儒者之道與帝王之統並行于天下，而互爲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分，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亡。”儒者雖能“以人存道而道不亡”，但其爲天下蒼生計，總是要經世致用“爲王者師”，希望“天下以道而治”。但是，千百年來，道統總是受到政統的抑壓摧折，故朱熹憤激而言日：“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即是如此。只是一敗再敗之後，退居一隅痛定思痛，才終有所悟而回心向道。在這“匪惟由人，蓋亦天數”的感喟之中，得道者昌，逆道者亡，應視爲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帶來的最重要的啓示。

　　文化與經濟的互動在理論上說可以在三個層面進行，即管理文化的建設，經濟學範式的建立和社會發展模式的設計。就東亞那些可以稱作儒教資本主義的國家和地區來說，日本的突出成就在管理文化方面。新加坡達到了第二個層面，即儒學精神滲透到其所使用的經濟理論範式之中。但是，唯有臺灣，是先立乎其大者，把儒學的社會理想自覺當作追求的目標，因此，不僅文化與經濟的互動在多層面立體進行，而且幾十年努力的成功，直接成爲中華古老文化的復興。這樣的運動，是不能僅僅局限在學術界和教育界，亦不是僅僅靠民間社會自發地發展，還必須有政府的倡導，有政治領導者的自覺；上下貫通，多管齊下，形成一種時代潮流。這是啓示之二。

　　中國大陸改革已結束了“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主義，而開始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這種理論的提出，標志著中共在建國方略不僅已經抛棄了斯大林模式，也已開始反思具有濃厚歐洲中心論色彩的社會曆史發展的五階段學說。但究竟什麽才是中國特色呢？竊以爲它不應是指相對于經典理論中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生産力高度發展而爲言的“人口多、底子薄”，那只不過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缺乏信心的托辭。中國特色在其文化，在其獨具特點的社會理想和人生原則。明乎此，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東方式現代化社會模式及其道路的具體化。

　　如果這一切能夠成立，那麽，啓示之二對我們就是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適者生存的市場是人的自然。市場理性是一種盲目的必然力量，它要求把一切事、物和價值乃至人本身商品化。中國文化是一種人文主義，強調“化性起僞”。“僞”即是文化，是對自然之性的超越。“均富安和”是人的文化理想，而不是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它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好的”中央政府來保障它的實現。

　　全盤西化不僅不是必然的，也遠不是必要的。現代化之初，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群體差異都帶有一定必然性。在社會結構重組的過程中，民主是一把雙刃劍，極有可能毀掉發展本身。因此，新權威主義不僅無法回避，我們也必須承認它的某種合理性。不能不承認，只有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我們才能進入“政治——經濟——社會”三者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圈。這是啓示之三。

　　最後的啓示來自對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反思。也許國民黨當民確實是在效法先王力行仁政，但卻不能因此即自以爲聖王再世，而把一切與自己不同的聲音均斥爲異端。儒學是建設的，執著的，亦是批判的，反思的。作爲三民主義之實踐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民權主義方面乏善可陳，因而遭致了象徐復觀這樣政，這場運動的發展無疑會更健康，成果亦更豐碩。


　　也許我們所期望的太多了。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陳立夫

　　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體認

　　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一百晉一誕辰，先總統　蔣公發表中山樓中華文化會堂落成紀念文，其中言曰：「余篤信倫理、民主、科學乃三民主義思想之本質，亦即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基石。」當時參加此紀念會之全體人士，遂聯合簽名籲請政府明定每年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誕辰紀念日，同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於五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恭請先總統　蔣公為會長，督導推行中華文化復興工作，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即由此開始。

　　民國六十年，中華文化復興會擧行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時，先總統　蔣公兼會長對大會指示中華文化復興工作，要「守經知常，創新應變」。守經知常，是發揚原有的優良傳統，創新應變，是吸取外來的新知。中華文化的復興就是要用優良的文化傳統，融合新的文化知識，以創出適合現代需應的更新的文化果實。這是我們對中華文化復興工作的體認，也是我們對中華文化復興所堅守的工作原則。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我們常以此自傲，但決不能以此自滿。近百年來世界局勢的演變，我們因受國內外各種不同因素浪潮的衝擊，中華文化已面臨到了嚴重的危機。

　　第一、西方科學文化的發展，物質文明登峯造極。科技的進步，已進步到把人送上了月球，我們實不能再墨守成規，泥古不化。

　　第二、共匪文化大革命，在大陸上已明目張膽要毀棄中華傳統文化，且想將中華文化從根剷除。我們民族文化已瀕臨存亡絕續的嚴重關頭，人類的精神文明將面臨到人獸不分的境界。

　　第三、經濟的繁榮，社會組織和生產結構的變遷，原有的傳統文化，已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的需要。如何重估傳統，甄選傳統，來融合現代，適應現代，這是當前一個重要的課題。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促進國家現代化的動力，所以它的指導行則，不是泥古返本，而是溫故創新。因為溫故創新，就必須依據現代的生活需求標準，對文化傳統的價值系統和價值觀念，應重新加以評估、研判，而予以甄選；壞的不合時需的予以改革，好的合乎時需的予以保留，並將其融合於現代的科學精神，而予以發揚光大，這才是中華文化復興之道。

　　先總統　蔣公曾指示：「不按傳統空言現代化，則必失之妄。而墨守傳統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自將為時代所淘汰，必始終成為一劣等民族。因此文化傳統其不合於時代和環境者，故當改革矯正，而其為民族優良歷史文化者，則當審知其不變和可變的軌跡，融合時代和科學精神，而與時俱興，並使之日新又新。」這段話，就是說明了創新文化，必須從傳統的基礎上著手，一方面可藉傳統來啟導我們現代化應有的方向與內涵，一方面可藉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甄別與復興某些傳統質素，則所創新的文化，不僅是現代化的，而且是中國的。


　　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目標

　　（一）以倫理道德為淑世之本：倫理道德是中華傳統文化思想的精華，也是福國淑世最理想的行為準則。其最具體的行為表徵，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其最重要的哲學基礎是「仁」字，孔子對「仁」字的解釋，雖然因人因事各有不同的說明，但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是最接迎孔子思想本意的闡明。所謂忠者盡己之謂；所謂恕者推己及人之謂。「仁」就是一方要盡其在我，另方面又要推己及人的行為原則。

　　有人說：中國文化是溝通人與人的文化，誠然不錯；因為儒家很明瞭社會上人與人關係的重要。人際關係相處得好，則社會上一切問題都可化戾氣為祥和；人際關係相處得不好，則家庭問題、社會問題、國家問題、世界問題，所有的問題都會發生，國民自無安樂幸福可言。但如何來融洽人際關係，就要靠倫理道德學說思想來促進，來維護。倫理道德的信條，是要大家來遵守，是相對的而不是單方的；是推己及人，達到人我共存共榮，相親相睦的目的。

　　儒家教學的出發點，著重在個人的修身；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也就是說由個人的修身而形成廣大的社會風氣，使社會上人與人之間能建立起良好的倫理關係、道德信守，而後發揮出沖和淑世的精神；但這首先必須從教育著手。

所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教育上，將國民教育改為九年。而且特別注重國民小學和國民中學學生的生活教育。


（二）以民主自由為福國之則：我國民主制度的建立，雖然是本世紀的事情，但我國的民本思想和民主觀念，卻早在二千年以前儒家即已發明並加倡導。書經上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禮運篇更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可見民主自由思想，不全是西洋的產物，我們早就有了。到　國父創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才確立民主的定義，建立了一套完美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理想。他說：「民主政治賴以維繫不墜者，其根本功能在於法律；必須全國有共同遵守的大法，使政治擧措有常軌。必須國會能自由行使其職權，使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謂民治，就是法治」。可見　國父所倡導的民主是要以法治來配合，而不是濫用民主的口號來作宣傳。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民主風度與自由精神的建立，除了依法運用外，更重要的還要有道德的修養，才不會逾越常軌。一方面政府官員要真正作為民僕的好榜樣，徹底革除官僚惡習；要有接受國民意見的雅量，負責盡職，為國民興利除弊，使社會安和樂利，以厚植反共復國的力量，而建立必勝必成的信心。一方面國民要了解個人的自由，要在法律範圍以內才能享受，不要濫用自由，作違法犯紀的勾當，不能讓自由的口號走入歧途，成為罪惡的護符。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倡導的民主自由思想，是要在　國父民權主義遺教中去多加體驗，多加了解。而且要在合法的自由民主權利內，團結一致，爭取國家最高榮譽，最大成功。這樣才可以防杜西方民主自由的偏差，才可以表現我們民主自由的風範。

　（三）以科學技術為正德利用厚生之實：科學的研究與發展，在我國古代並不是陌生的學識，我國所發明的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等，對世界文化曾產生極大的影響作用，是人類文明躍進的關鍵所在。我們祖先對科學的智慧並不落人後，在千百年前卽有促進人類文明的科學發明。後儒因專心於性理之學的研究，疏忽了科學的重要性，至科學落後，給國人逐漸失去了研究科學的信心，所以　國父說對西方科學文明要迎頭趕上。但研究科學為的是在造福社會，而不是要殘害人羣，其終極的目的，是在養民，養民之道，不外衣、食、住、行、育、樂六項，故國父特以此六項科學化之建設，為正德、利用、厚生之張本。

　　近代科學方法，講求觀察分析、實驗考證，所以有應用科學之發展。而應用科學用在生產方面，就是機器工業的建設，也是西方國家富強的最大因素。今天我們國家正努力於各項經濟建設，邁向開發和現代化的途徑，發展科學，要厚植科技基礎，培養創新的能力。而整體籌畫，配合國家經建計畫，不僅要培植科學技術人才，而且要作育大規模企業組織的科學管理人才；有高度配合的組織，加上有紀律與效率的科學管理，才能使國家走上現代人的旅途，而獲致文化復興的真正效果。


　　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行則

　　（一）從教育改革為文化復興奠基：教育的功能除了增進人類智慧，灌輸生活技能外，並指導人類如何順利的適應生活環境，改善生活；而生活的各種表現就是文化。所以教育促進人類文化—生活表徵的動力。教育的進步促進了文化的興盛，而文化的興盛，更提高了教育的水準，充實了教育的內涵，擴大了教育對人類啟導的領域和功德，可見教育與文化確有互為因果的影響關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先從教育改革做起，這是必然的規律，也是奠基的工作。先總統　蔣公在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同時，也指示九年國民教育改制的成功，這是中華文化復興在我國教育制度改革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

　　在教育的科目方面，以德、智、體、羣四育並重；不僅使國民知識水準普遍提高，而且使國民就業的機會普遍增多。重視生活教育，改訂了國小與國中學生生活教育的課本，將倫理道德貫注於學生日常生活中，切實教育施行。因國家經建的成長，對專業人才的急切需要，所以特別注重學生的科技教育，除在國民中學內實施試探性的職業陶冶，而於高中則側重於職業學校的發展，以配合國家經建及生產工作的需要；中華文化復興會並設立科學技術研究發明獎，以獎助社會一般人士對科技之研究發明，數年以來獲得本會獎助之科技人員及物品，不下十餘種之多。由是改善了整個國家的人力結構，提高了人的能力素質，使國家經建順利完成。在體育方面，注重全民體育的倡導與推行，團隊的合作與運用，改進學校與社會的體育設施，加強體育組織及團隊的訓練與活動，並經常擧辦國際體育活動與聯繫。發展體育學術研究，提高全民體育技能，以達到全民體育的良好風氣，使國民強健的體魄與優良的智慧，以發揮其建設國家現代化的高度能力，而達成教育改革的功效。

　　（二）從學術整理為文化復興開路：先總統　蔣公曾指示：「以心物羣己關係的和諧，造成新中國三民主義倫理、民主、科學的社會藍圖，是導致文化的整合。」所謂「文化整合」，就是要將我們固有的傳統文化作一番整理，去蕪存菁。同時並選擇西洋文化的精華，吸取採用，合中西文化融於一爐，而造成一種更新的能造福人類的中和文化。所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古籍的整理而加以今註今譯者計五十七種之多，已有三十餘種註譯完成，現已出版。文字顯明易懂，確能達成宏揚傳統文化，發揮傳統文化功能的效益。編印中華文化概述，出版中國歷代思想家（一百位），介紹其生平思想行誼及其著作的影響作用，使國人對中國學術思想之演變，有較深入之認識。編印中國歷代忠孝人物故事（一百位）及忠孝文選，以發揚民族文化人文精神的宏偉風範。重新英譯四書，並向海外發行，以加強國際學者對中國文化之了解與景崇。譯介西方名著，有關於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各方面者，已有多種出版。翻譯英人李約瑟所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編印「中國科學技術史」叢書、「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中國史學論文選集」、「中國人文及社會科學史叢書」、「中國近代法制研究」、「中國文獻西譯書目」、「現代化建設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專輯、「中華文化總論書目」、「中華文化復興論叢」、「研訂標準行書範本」等書，均已出版。引進新的科學技術，吸收新的科學知識，以加強國家現代化的行程。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俾收文化整合之助益。這些學術上的整理工作，是光大中華文化所必循的途徑，也是融合中西文化所必採的方法。

　　（三）從文藝研究為文化復興發皇：文化復興所倡導的文藝，是要植根於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以吸取民族歷史文化的滋養，而後才可開出民族文藝的花朵，以表現出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特性。從民族文化人文主義所掀起文藝思潮，第一是宏揚倫理道德的具體行為，以表現國民的忠孝仁愛精神。第二是倡導反共產反奴役反迫害的民主意識，以穩固民主思想與制度。第三是發展科學技術，促進科技進步，以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與現代文明。從這個立場和意志所作的文藝研究工作，它是有步驟、有計畫的在求研究與發展。其中最顯著的工作項目，如國家文藝基金會的成立，文藝政策的擬定。本會國劇推行委員會對國劇的改進與推行，如國劇的定期演出，劇本的整理與創作，場面人員的訓練，國劇課程的設計與課本的改進，擧辦各大專青年暑期國劇研習會等。並由中央到地方各文化中心機構的建立，聯合全國文藝界擧行文藝座談，各種文藝季的擧辦，文藝創作的獎勵，文藝研究班的設立，輔導各種文藝活動，如書畫展覽、戲劇演出、舞蹈表演、音樂演奏，各種文藝創作的比賽，各種傳統藝術的改進與弘揚。辦理國際文藝交流，研習國際文藝創作技巧。編印中華文藝史，糾正共匪對文藝的荒繆思想。配合大眾傳播的文藝節目，發揚文藝工作的多彩多姿。精印中國當代名家書畫專輯，表現文藝技術的優良進步，…凡此等等，都極強烈的顯示民族文化復興努力的成果，臺灣再也不會是文化沙漠了。


　　（四）從國民生活輔導為文化復興紮根：文化是生活的表徵，修明倫理，發揚道德，一定要從輔導國民的生活做起，使國民了解立身處世、為人做事、待人接物的道理。把倫理道德的真義涵詠於國民日常生活行為中，使其和睦相親與人為善的心理和行為，相習成風，以達成文化復興的紮根工作。因此，國民生活須知的訂定與推行，國民禮儀範例的倡導與實踐，使人與人相處的交互關係，有一定的標準尺度和適當的依據，才不致逾越常軌，有所歧擾。過去農業社會，人與人的接觸比較單純，倫理道德的行為目標，祗著重在家庭和單純的農業社會，問題較少。現在因工業社會的快速成長，經濟繁榮，交往頻繁，人際關係的急速變動，原有農業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已不能全面適應；所以除了原有的倫理關係和個人道德修養，仍須積極輔導推行外，為適應現代工業社會的需要，第一，因社會的繁榮，大眾公共關係的增多，加強了公共道德的擴建，如清除髒亂，遵守秩序，愛護公物，維護交通等，均分門別類研訂條款，共同遵守。使國民在道德觀念上，覺得公共利益重於個人利益，就可消除個人自私自利的心理；減少公共的危害，卽可增進社會的福祉。第二，因經濟的發展，個人職業種類增多，職業道德更屬重要；而職業道德的性質，隨著職業的種類各有不同，如醫師、律師、教師、牧師、會計師、農工技師、商人攤販、新聞記者等，他們個人工作的品德，不僅關係大眾的禍福，甚至影響社會的安危。所以各種專門職業社團要簽訂公約，共同遵守，以達成社會的革新和國民的安和樂利。這是國民生活文化的表徵，也是中華文化復興的紮根工作，做的好，可以最顯明的永遠展示出中華民族文化的光彩。


　　（五）從融合中西文化達成文化創新的目的：為光大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使中華文化與現代西方學術思想深相結合，藉以攝取西方文化精華，從而促進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經擬訂「中華文化與現代西方學術思想融合發展推行計畫」，提本會第九次全體委員會議通過實施。並依照此計畫，復擬訂「中華文化叢書編印實施計畫」。其主旨在肯定中華文化價值，復興民族文化，闡揚　國父遺教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精義，並宣揚三民主義建設成績，貫徹反共復國國策，並進而使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學術思想相結合，與目前我國文化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國防建設等相結合，俾從該叢書各種科目的研究撰述中，促進中西文化融合發展，完成文化創新的目的。

　　融合研究發展之叢書，共分十二類，其涵蓋範圍頗廣，包括：1.中西哲學之比較研究發展。2.中西倫理思想之比較研究發展。3.中西文學之比較研究發展。4.中西藝術之比較研究發展。5.中西政治思想制度之比較研究發展。6.中西法制思想制度之比較研究發展。7.中西經濟思想制度之比較研究發展。8.中西教育思想制度之比較研究發展。9.中西社會思想制度之比較研究發展。10.中西禮俗之比較研究發展。11.中西國防思想制度之比較研究發展。12.中西科學技術交流之研究發展。

　　前項十二類叢書所需編撰出版之書，共計一百五十九種，編撰工作分十二個小組分別進行。依照進度管制，現已進到第四階段。全部作業，均有整套妥善之計畫與辦法，預定於五年內全部（包括編印）完全，以達到復興中華文化、融合中西文化之目的。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推行，迄今已十三年，成績如何？社會人士自有公正之定評；惟在此有必要一言者：第一，文化復興導向了正確的路線，倫理、民主、科學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石，亦為三民主義思想的本質；復興中華文化，卽須切實的實踐三民主義。第二，文化復興促進了文化的蓬勃，過去國際人士謂臺灣是文化沙漠，現在臺灣各種文物活動，各種書刊印行、各種演講會、座談會、觀摩會、展覽會…的擧辦，幾乎每日都有，隨時可見，造成國家一普遍中興景象。第三，文化復興抬高了我國的文化聲譽和地位，在國際上，臺灣被認為是保存中國優良傳統文化最豐富的地方，增加了國際學者仰慕臺灣，崇敬臺灣，甚至熱愛臺灣而增加了來臺觀光人士的數量，改變了國際學者對臺灣的觀感。

　　凡此種種，皆全國同胞莊敬自強，團結奮鬥所獲致的文化復興成果。雖然這些成果，距我們的理想還相差很遠，但願全國同胞繼續努力，必能開創我們復國建國更好的機運和更新的局面。（陳立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