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新文化

就近讀余英時介紹胡適的生平與思想，我對胡適先生有更多的理解。胡適的新文化運動，從今日看來，也有其合理性。胡適整理國故的提倡，其實對當代中國的人文學術的發展起了很大的影響，他的中國哲學史繼承了清代考證也引進西方的實驗主義，為國學的現代化開創了新局。他在共產主義主導了中國的學生時，他沒有跟隨時髦，很清楚地看到那是一條通向奴役的道路，他堅守了自由民主的價值。胡適對中央研究院的貢獻就是樹立了學術獨立的典範，他的學生傅斯年也在台大樹立了學術獨立的校風。在讀錢穆時，也要讀胡適，這是一種必要的平衡。兩位學者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飲水要思源。其實錢穆與牟宗三也正就是整理國故，胡適也是，只是大家角度不同。但共產黨的馬列主義路線，就已是歧路了，這是中國現代史中最不幸的一章，激進路線走到最後就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但即使是共產黨也是整理國故，只是用階級鬥爭亂套就是了。新文化運動有右翼，有左翼，評價新文化運動不要一概而論。這一百年來，重新整理國故的事，其實西化派，左派，國粹派其實大家都有做，彼此也都交錯影響，但胡適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他的白話文學與紅樓夢考證帶動了文學革命、他的疑古論與證據論帶動了史學革命、他的中國哲學史與實驗主義帶動了哲學革命，他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也一直是政治改革的動力，他不是科學家，但他知道科學發展的重要性，所以他也是台灣國科會的倡議者。回想起來，如今我們不都活在新文化運動的成果之下嗎? 他是一個對中國現代文化影響巨大的文人，特別是對台灣來說，我深覺他絕對是一個不能忽略的人物。新文化運動己過了一百年，中國已經過了巨大的變化，比較當時的倡議與今曰的變化，再讀胡適就更有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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